中国碑帖名品二编：董其昌书论二则 临余清斋法帖卷 txt 电子书 免费 下载地址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清人避康熙帝讳，称元宰），号思白、思翁、香光居士等，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提学副使、河南参政、太常少卿、国子司业、南京礼部尚书、太子詹事等。其时党争酷烈，董其昌几次辞官归乡，又反复起用。崇祯七年（一六三四）致仕，年八十二卒，谥“文敏”。曾编修《明神宗实录》，着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容台别集》等，刻有《戏鸿堂帖》等。性和易，通禅理，能诗文，富收藏，犹精书画、鉴赏。以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派”杰出代表，山水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极大。《画史绘要》曰：“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藴藉，为本朝第一。”其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明史•文苑传》谓：“其昌后出，超越诸家……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包世臣《艺舟双楫》称其为“近世书宗，执笔者莫不学”，可见其在书坛之重要地位。 董其昌《书论二则•临余清斋法帖卷》，纸本，草书，纵二十四点五厘米，横五百四十厘米，今藏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卷首有“玄赏斋”印，卷中钤“玄宰”“董其昌印”，卷尾有“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据卷尾款题，知此卷作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春三月十五日，董其昌时年五十三岁。是卷前半部分为董其昌自书书论二则，后半部分乃临《余清斋法帖》收刻的王羲之《十七帖》中前十五帖（按，《十七帖》总计二十八帖），分别为《郗司马帖》《逸民帖》《龙保帖》《丝布衣帖》《积雪凝寒帖》《服食帖》《足下至吴帖》《瞻近帖》《天鼠膏帖》《朱处仁帖》《七十帖》《邛竹杖帖》《游目帖》《盐井帖》《远宦帖》。 本卷所书之书论二则，应是董其昌自撰，但未见于《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董氏文集中，可补史料之缺。《余清斋法帖》为徽州巨商吴廷所刻，收历代名家法帖二十六种，内有王羲之法帖十种，《十七帖》为其中之一。董其昌与吴廷友善，亲自参与了《余清斋法帖》的编选过程，并为之题额、评鉴。本卷董其昌临《余清斋法帖》之《十七帖》部分，虽为临写，但挥运自如，自出胸臆，飘逸空灵，全无滞塞。其中文字偶有脱漏、增衍，当系书写时专意于用笔，而无暇顾及文句所致，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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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清人避康熙帝讳，称元宰），号思白、思翁、香光居士等，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提学副使、河南参政、太常少卿、国子司业、南京礼部尚书、太子詹事等。其时党争酷烈，董其昌几次辞官归乡，又反复起用。崇祯七年（一六三四）致仕，年八十二卒，谥“文敏”。曾编修《明神宗实录》，着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容台别集》等，刻有《戏鸿堂帖》等。性和易，通禅理，能诗文，富收藏，犹精书画、鉴赏。以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派”杰出代表，山水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极大。《画史绘要》曰：“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藴藉，为本朝第一。”其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明史•文苑传》谓：“其昌后出，超越诸家……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包世臣《艺舟双楫》称其为“近世书宗，执笔者莫不学”，可见其在书坛之重要地位。 董其昌《书论二则•临余清斋法帖卷》，纸本，草书，纵二十四点五厘米，横五百四十厘米，今藏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卷首有“玄赏斋”印，卷中钤“玄宰”“董其昌印”，卷尾有“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据卷尾款题，知此卷作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春三月十五日，董其昌时年五十三岁。是卷前半部分为董其昌自书书论二则，后半部分乃临《余清斋法帖》收刻的王羲之《十七帖》中前十五帖（按，《十七帖》总计二十八帖），分别为《郗司马帖》《逸民帖》《龙保帖》《丝布衣帖》《积雪凝寒帖》《服食帖》《足下至吴帖》《瞻近帖》《天鼠膏帖》《朱处仁帖》《七十帖》《邛竹杖帖》《游目帖》《盐井帖》《远宦帖》。 本卷所书之书论二则，应是董其昌自撰，但未见于《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董氏文集中，可补史料之缺。《余清斋法帖》为徽州巨商吴廷所刻，收历代名家法帖二十六种，内有王羲之法帖十种，《十七帖》为其中之一。董其昌与吴廷友善，亲自参与了《余清斋法帖》的编选过程，并为之题额、评鉴。本卷董其昌临《余清斋法帖》之《十七帖》部分，虽为临写，但挥运自如，自出胸臆，飘逸空灵，全无滞塞。其中文字偶有脱漏、增衍，当系书写时专意于用笔，而无暇顾及文句所致，瑕不掩瑜。

• 作者： 密码有误 发布时间：2019-10-23 06:38:25

  这书写得出奇的好！尤其是开篇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的解决过程，没有单纯地给出答案，而是一步步推进引发读者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引领读者体会数学的精神究竟蕴藏于何处～

• 作者： 伊川 发布时间：2020-02-06 23:40:19

  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数据分析的虽然比较简单，但还算有作用，对于60s-90s的恐怖主义基本情况能有个大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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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炸炸 发布时间：2012-02-03 1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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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kiwi是个小法师 发布时间：2022-09-27 2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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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服新时代的“利维坦”

  作者：南方有嘉木 发布时间：2020-03-04 20:57:35

  “没有灵魂的利维坦——冷漠、没有人性、缺乏道德感”。这是乔尔·巴肯在《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一书中对现代股份公司的定性。

  巴肯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他根据《世卫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心理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的诊断标准，对各大股份公司进行人格检查，结果是公司的人格异常：精神变态。根据其临床诊断，主要由于“惟利是图、剥削成性”，“公司”患有漠视他人感受、人际关系不能持久、为自我利益而持续诈欺、罪恶感等心理疾病；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话，将危及整个地球生态、人类健康和社会形态，并将导致它自身的崩溃。《公司》一书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现代公司制。

  根据这本书改编的记录片《公司》，被美国媒体称作2000年以来最重要的纪录片。这部记录片让一向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人》杂志大为窝火，这本向来稳重而保守的杂志发了一篇立论薄弱的影评，说这部反全球化的记录片本身是病态的，是旧调重弹，其对公司制的认识并未超过马克斯·韦伯，公司资本主义制度至少比其他社会制度要好得多，在文章结尾还煞有介事地反问道：“难道我们要像朝鲜一样吗？”我们当然不愿意活在朝鲜，但并见得栖身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问题。

  《经济学人》杂志过于维护现代公司制，而故意回避现代公司制的弊端，更不会设法去驯服新时代的“利维坦”。这种对新“利维坦”的回避十分虚伪，其实对现代公司制结构的问题，连商人也不避讳，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之一罗伯特·蒙克斯(Robot Monks)坦率地说，一个公司“倾向于提高盈利能力，直到它能够让其它人来为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埋单”，“经济学家用一个很恐怖的词语描述这种情形：外部性”，“公司是一种外部性的机器，就跟鲨鱼是一个杀戮机器一样”。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不断地将自身成本外部化，从而成为一台“嫁祸与人”的利润机器：1940年代，IBM为德国纳粹提供自动打孔机，将其用于集中营的管理；197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缩短了汽车油箱与车尾之间的距离，导致其产品在一次追尾事故中发生爆炸，酿成惨剧；BP在管理产量衰减的油田设备时的关键词就是“削减”，包括“削减预算，削减员工人数，削减薪酬，削减备件，削减维修费用，削减监察——总之，就是要削减”。

  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巴肯对经济学那种冷冰冰地的语言十分反感。他冷静地指出，现在流行的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理论并不能改善公司的德性，它不过是公司披上的一件新“马甲”。从公司社会责任内容来看，这种责任对公司也并无任何过分和苛刻的要求，只是要求不能单纯放任资本和利益最大化的意志，而是要考虑到员工、顾客、供应商、社会和环境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已，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考虑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平衡。但这种看似简单的要求在现实世界却很难实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流行，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公司世界的运行逻辑。

  公司的确也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但不过是视其为一种加强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工具。从本质上来看，公司社会责任是宽泛的道义责任而非法律责任（legal liability），我们无法在法律上找到与这种责任对应的义务条款，因此也没办法以此为基础对公司提起诉讼，所以尽管社会公众和NGO组织在很大范围上参与监督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但目前的公司社会责任体制主要还是由公司主导。公司通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参与媒体举办的公司社会责任评选，来改善其公关形象，从而改善其经营业绩。这个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悖论，本来意在束缚资本意志的道德说教，反而被资本意志所消解和利用。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任这套理论是多么地软弱无力。

  捍卫“市场体制”的极端分子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受乔尔·巴肯采访时说，如果公司管理层将社会和环境价值作为最大化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管理层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论调的可笑之处在于，它认为企业只是生活在“市场”之中，而非社会之中，市场甚至是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这种认知上的荒诞不仅在于漠视市场之外的其他价值观念，更在于眼睁睁地无视公司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其后果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公司专政张本，难道公司专政真的比政府专政要更好？为什么反对政府专政而不反对公司专政呢？

  有人恰如其分地把公司比喻成“私人政府”。因为它不断地课予大众“看不见的税”：环境污染、侵害员工隐私权、招聘员工时的歧视行为、公司犯罪行为。因此有人说，如果美国宪法是于今日而非1787年制定，则美国开国元勋们必定会将公司这一组织纳入宪法条文之内，以有效规范其行为。巴肯在1997年出版的《

  Just Word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Social Wrongs

  》也指出了这一点，当初只是为了驯服政府而指定的宪法对公司世界的有效约束已远远不够。在这个越来越公司化的时代，驯服公司已是法律界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个人权利，更始为了重塑这个时代的德性。

  驯服公司之路或许可以改造公司制度的设计入手。作为拟制的“人”，法律允许公司存在并享有某些特权，如公司的有限责任。这种有限责任是相对于合伙组织而言的。在合伙中，合伙字号先以合伙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当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对外债务时，合伙人需以自己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但在公司中，公司仅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对外债务时，公司出资人无需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法律为公司提供了这么大的特权，既然依靠公司自律履行社会责任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如通过法律技术适当地限制公司的有限责任这项特权，让实际运作公司的人而非法人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从而束缚公司狂野不羁的利润意志。这需要法律共同体和社会的集体努力。

  《公司 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加拿大）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