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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存在着劳动与土地这两大生产要素市场，有文字可查的记录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到了清代，这两大要素市场还有了某种发展。人们用“千年田，八百主”形容土地买卖，一些地区如苏州等地还形成了专门的劳动力市场。一些学者一直将上述两大要素市场的存在作为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表征。事实上，这两大要求市场在中国早就存在，它和资本主义萌芽并无必然的关系。

从事实来看，中国人现代化确实奠基在条约制度上。英国人订立条约之最初目的不过是为中国、英属印度和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寻求强制的保障。……

从当时公认的国际准则出发，这些条约的部分权利是符合欧洲国际制度的。如《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的互惠权利，英国臣民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带同家属居住的权利，以及享有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通商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理想，在19世纪的欧洲各主权国家之间也通常得到认可。……不过，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注重的是尊严受到侵犯，根本没想到需要采取保护性关税——有关进出口税的主要变革在于建立了新的海关制度，扫除了传统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尽管条约制订的目的比较简单具体，并给中国带来种种屈辱，但其影响却比较深远。到1860年以后，条约制度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部分，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才开始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产生了为现代化奋斗的长期动力。

清人包世臣曾有记载：“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水田一亩需要8至9个工，按亩产2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1/30。复种的情况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农民经营土地，已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因为有剩余的劳动力需要安置。农民是否能充分发挥其生产力，达到合理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经济荣枯所系的根本问题。而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农民们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既苦于劳动所得低于维持生活所需，又不得不在边际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大量劳动。正是他们的廉价劳动，勉强支撑着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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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水 发布时间：2021-09-04 10:26:43

  好像中德班的广告册啊

• 作者： 扬风 发布时间：2014-10-26 19:58:12

  细腻伤感的文风。。。。

• 作者： Alphard 发布时间：2016-08-23 00:36:21

  新世相推荐的书，此书让我回想起中文本身是有多么的美丽。唐德刚的文字优美而不矫揉造作，平实的字里行间引经据典，读来倒是多了一丝时代与厚重感。本书多篇都是在海外生活的片段，许多小事写的趣味横生，一些凄惨的事情写的少了数许悲戚反而滋味杂陈；梅兰芳传稿更像是一篇轶事野史，用作者的话不言传故作稿，但是传记若多几分如此，岂不快哉……

• 作者： 硬核人妻傻白甜 发布时间：2016-01-27 16:40:14

  如果早些年，大概20岁的时候看到这几本书，大概会看得落泪并且进入一段抑郁的时光，现在看只是很感动，大概因为这些年过去了，悲观忧愁已经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反而没有那么敏感......

• 作者： SailorMoon 发布时间：2022-08-12 21:42:49

  很详细的工具书，翻看完了

• 作者： 夸梅@勒布朗 发布时间：2014-09-11 12:39:28

  涨姿势。

• 伟人心理学与健康心理学

  作者：一小片蓝 发布时间：2014-01-12 15:45:07

  有一个笑话是说，精神病与神经病到底有什么不同？答案是，精神病人认为2+2=3，神经病人以为2+2=4，前者认为自己是对的，后者认为自己是错的。

  这个笑话确实说出了一部分受到“神经症”症状困扰的“病人”病因所在，那就是他们不敢相信自己“是对的”。这部分人在马斯洛看来，虽然具有和神经症看起来非常类似的症状，但这些人未必就是真正的神经症患者，他们有可能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他们”也有罪恶感、焦虑、沮丧、自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却并非源于神经症，然而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只根据以上现象就认为这些人不健康。”（第147页）

  马斯洛不仅是一位研究临床心理疾病的心理治疗师，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他更重要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中那些精英式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研究的重点不是“病人心理学”而是“伟人心理学”，他不但研究人为什么会“病态”，也研究人为什么会“优秀”。这经常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但如果只从字面上，这种“积极”概念会被心灵鸡汤和廉价乐观所偷换和盗用，所以在真正阅读马斯洛之前，最好不要把马斯洛简单认为是一位“积极”的心理学家，虽然他的确是在从根本上去倡导一种更优秀、更完善的人格和自我实现。

  人类精英不等于完美得无懈可击的“完人”。马斯洛认为，人类的所有小缺点在人类精英身上多少也都能找到存在的影子，比如愚蠢、挥霍、粗心、乏味、令人气愤、浅薄的虚荣心、骄傲、发脾气、专注于自己的世界而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他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他们“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因此，即使是”伟大人物“，也带有普通人的一切毛病，他们是“人之子”而不是“神之子”。但与普通人不同的是，面对各种缺点，他们具有一种强大而不会带来自我崩溃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能力，一种足以“反抗绝望”的精神内核和力量。他们的爱的能力、对他人的尊重、他们的创造能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的是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类全体都能变得更好的那种自觉行动，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关键的是，“他们的仁慈也会让他们犯错误“，他们的过度怜悯会让他们自己透支和付出太多。他们的“自我“有可能会被消耗在对真正”神经症、不幸的人、令人厌恶的人、无赖、精神寄生者和变态者”的同情心和救赎里。由于不堪重负，他们可能会被他人的错误所拖垮，常常会做出令人心痛的自我牺牲甚至自我毁灭。

  马斯洛说，”为了避免对人性的失望，我们必须放弃对人性的幻想“。对圣洁得毫无瑕疵的人性的“幻想”并不是一种美好理想的憧憬，因为这种对“完美”的幻想反而是一种人类进步和成长的阻力，会压抑人本来具有的潜能，反而体现了人类的集体幼稚和狭隘。

  天才和疯子有几分相像，但疯子就是疯子，永远不可能是天才。伟大的人物会出现“文化适应性抵抗”或“适应性不良”的情况，因此他们往往都是一些伟大的孤独者。但这种“适应性抵抗”不同于真正的孤僻、变态、反社会和破坏型人格，而是往往成为文化内在的异质性和建设性力量，他们做出的贡献，会使人类文明在最终和长远意义上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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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鲁迅《战士与苍蝇》全文

  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 “精英”创造历史？

  作者：藤奥 发布时间：2006-06-08 19:03:22

  读David Kotz等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对前苏联解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本很好的书，是那种让我静下心想一气读完的书。Kotz教授2000年曾到系里做过讲座，晚上还和他一起用餐。记得在吃水果时，他吐出西瓜的籽后，有些遗憾地说美国有无籽的西瓜。我马上反驳说，中国也有。说后感觉自己有些幼稚好笑，在这样的小问题上没必要如此“爱国”。

  作者认为，每一种体制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不可能轻易解体。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也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是来自上层的精英集团发动的革命。他们在旧体制下是掌握权力的阶层，过着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的地位、财产并不稳固，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正是这样的人率先成为私人资本家（把许多国有财产莫名其妙地私有），为了让自己的财产合法化、长期化，他们成为亲资本主义的联盟，尽管自己是共产党。书中谈到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是为了一己之利，因而为了维护和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选择退党、支持私有化改革。让我想起制度变迁理论，前苏联的制度变迁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经济人假说没错，但是他们也应考虑体制变迁的巨大社会成本，考虑到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解体是否是最佳的，考虑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和后人的评价。

  的确，旧体制是有弊端的，戈尔巴乔夫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没有取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因为自己主张的不一贯、行动不果断有力，注定他日后的失败。而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乃至1991年8月发生政变）也让亲资本主义联盟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

  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应该怎样做？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建立和巩固新型的社会主义。但很多知识分子将民主直接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民主，也许他们受旧体制迫害太深，但一己之痛不能让人丧失客观的评判力。在私有化的问题上，80年代末的调查反映，苏联经济学家对私有化的支持率比欧美经济学家还高。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支持资本主义，因为看到旧体制的弊端，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这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他们支持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俄罗斯后来形成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意义的资本主义。

  有许多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同样存在，我们只是避免了大的解体和动荡，但具体的问题仍摆在面前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