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实务 pdf epub azw3 2024 下载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课程代码0915》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紧跟教材变化，直接命中目标！专家编写·紧扣大纲·命中率高。

本系列试卷由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百名命题专家根据最新教材及最新《自考大纲》精心编写，具有以下特点：

标准性：试卷题型、题量、难度与正式考卷一致，并附最新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全面性：10套标准预测试卷，全面覆盖《大纲》规定考查的知识及能力，并突出重点

预测性：每套试卷均由命题专家根据历年试题对命题规律进行总结和预测后，题题精选而成，命中率高。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国际贸易实务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国际贸易实务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国际贸易实务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书籍介绍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课程代码0915》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紧跟教材变化，直接命中目标！专家编写·紧扣大纲·命中率高。

本系列试卷由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百名命题专家根据最新教材及最新《自考大纲》精心编写，具有以下特点：

标准性：试卷题型、题量、难度与正式考卷一致，并附最新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全面性：10套标准预测试卷，全面覆盖《大纲》规定考查的知识及能力，并突出重点

预测性：每套试卷均由命题专家根据历年试题对命题规律进行总结和预测后，题题精选而成，命中率高。

• 作者： 祁子临 发布时间：2022-07-24 09:46:24

  这里写了来自全国28省区，809所高中，105所大学，946篇来稿的在初三奋战拼命努力号召走过初三阶段的学长学姐们来陪伴大家给大家一些向上的力量暖心的支持

• 作者： Kuang 发布时间：2020-03-21 05:03:09

  原上的两代人，从清末到解放，乡土到人文。朱先生一句“书上的主义是主义，现实还是鸡飞狗跳兵荒马乱”可说成一句总的概述。来到这人世便是满目的苦难，无处可逃。腰板硬的，家风严的，油嘴滑舌的，走到尽头又一春的，绝美的，难堪的，总的人生没有谁逃过村民的叽叽喳喳。人总是社会的产物，所以有党派之分，性格之分，喜好、道德之分，也有了批判、爱憎、脸面、风俗…好的坏的难分个究竟。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去剖析，说出剖析又觉得自己太多傲慢，不如说是学习经验吧。

• 作者： Mon. 发布时间：2021-02-08 17:39:11

• 作者： 闻夕felicity 发布时间：2018-05-17 12:27:43

  《摘星星的男孩》是非虚构写作，这本的角度更像走过这段夜路的过来人画好了一部分地图且给来人点起一支火把。书里提供了不少指导性的书籍和作者可供延伸阅读。

• 作者： 浅浅四月 发布时间：2009-02-07 17:18:10

  哎，几欲流泪啊

• 作者： 软烟洛洛梨 发布时间：2013-07-30 10:29:29

  民国文看起来可舒心

• 无语，说一说这本书里的错误。

  作者：wiwwwwen 发布时间：2020-12-10 11:08:06

  之前上设计史课的时候买的，当时作为小白的时候真的很喜欢，曾经认为是较为系统的书籍，现在仔细一翻，没想到这么多错误，简直无语了。（慢更）

  第一章 ：设计学的研究范围及现状

  第一节 研究范围

  一 、设计史 P6

  No.1

  德国建筑师、作家 Gottfried Semper是将达尔文进化论运用美术史研究的第一人。

  先不谈“进化论“这几个字本身就是错误的翻译，the most important is Semper's reliance on the works of Jean-Nicholas-Louis Durand and the zoologist Georges Cuvier. 跟Darwin半点关系都没有。

  详情可参考：剑桥出版的arq季刊

  Gottfried Semper: 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architecture

  Type

  Theory

  Information

  arq: 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

  Volume 1

  ,

  Issue 1

  , Autumn 1995 , pp. 68 - 75

  DOI:

  https://doi.org/10.1017/S1359135500000129[Opens in a new window]

  Copyright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翦商·引子

  作者：安多千山 发布时间：2022-10-22 18:13:29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但却是绕不开的。下面，我们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商最后的人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的商人聚居区。1959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考古队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后冈H10祭祀坑第一（最上）层和第二（中）层尸骨照片

  到1977年，考古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共有三层，掩埋了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经发掘上千座人祭坑，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10人左右（尸骨或人头），而且都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2.2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后冈祭祀坑H10剖面图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是被修整夯打过。操办人先在坑底铺了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铺垫一层20-30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2具，被砍掉了小腿或脚的有5具，单独的人头骨10枚、上颚骨1块、右腿1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3名，成年男子2名，儿童4名，婴儿2名。4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1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1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1名只有头骨；1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了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有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此外，他的身下也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的，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坑内，此外，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仪式主办人向坑内洒了一些朱砂（导致尸骨被局部染红），然后进行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土，厚0.5-0.6米。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29人，身首相连的19人，单独的头颅9枚，没有头的身躯1具。尸体呈各种姿态，俯身、侧身、仰身、直身、蜷身都有，单独的人头都贴着坑壁东南侧连续摆放，脸朝下，头顶贴着坑壁。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8人，儿童5人。

  这一层随葬海贝的人更多。一名男青年胯部有两串，共31枚。编号27的，俯身，呈稍扭曲的姿态，身材较长，伸直后可能超过1.8米，胯部右侧有海贝三堆，分别是20枚、10枚、5枚，可能本是3串。这三堆下面还有散落的16枚。

  这层的儿童，除了一人缺失下肢，基本是完整的全躯，有一人乳牙还尚未脱落，胸前挂一枚玉珠饰。

  有两名青年（17号和21号，性别不详）姿势相同，伏地，朝东方跪拜，平行相隔1米左右，发掘者推测，这两人姿势过于规整，应当是被捆绑造成的。21号，头部右侧有一枚骨笄，自下而上插入，显示头发盘在头的右侧，可能是处死时发型被打乱了，右手臂佩一枚玉璜，手腕戴一枚穿绳的玉鱼，看来比较富贵且重视形象。和他平行伏跪的另一人（17号）没有饰物。

  

  后冈H10第二层平面图，17、21号尸骨呈跪伏姿势

  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办人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层小卵石，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平均厚1厘米多，然后再把31件陶器送到坑内，有人在坑底将它们打碎，因为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都很集中，不像是打碎后扔下去的。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因为堆积着很多死尸，坑底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人应该是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使坑底变得相对平坦，再填入0.3-0.5米厚的灰黄色土，混杂有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人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全躯的15人，单独的人头7枚，无头的躯体2具，其中鉴定出有青年男子6人、壮年男子3人和儿童4人。这时，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仅剩深度约1.5米，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比如，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3号）背靠坑壁蹲坐，两手掩面，胸前有海贝一串（13枚），可能是被割喉或重击头部致死；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戍嗣子鼎）上，右手抓住鼎的口沿；一名十六七岁的少男（11号）双手掩面俯卧，腰部压着一件铜斝；还有一名不明性别年龄的（8号），双手掩面，身体被肢解。

  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16号左手腕挂一串，腰间挂两串，共有一百多枚；18号（少男，十六七岁）臀部有一麻布袋，里面装海贝300枚以上；17号（少男，十八九岁）只剩一颗头骨，口中含有3枚贝。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是入殓时后人放入的，以让死者带着钱去往彼岸世界，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杀人者并不在意他们的钱财，而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贝，已经分不清主人。

  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礼器有铜鼎、铜斝、铜爵各1件，兵器有铜戈2件、铜刀1件、铜镞1枚，不知名的小铜饰物1件。铜鼎上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所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其中一人（15号）下颌被砍落，前额上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应当是仰面躺倒后，被连砍数刀。

  这层几乎所有尸骨都被染成红色，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后，主办人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又把大量成捆的丝线、麻线、丝绸和麻布放进坑内，还有一堆粟米。这些物品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的位置，似乎是为了填补空间。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着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长4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还混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土厚0.35-0.6米，应当是祭祀烧烤结束之后的柴灰和垃圾。

  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又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他（她）侧身蜷缩在坑东壁下，身上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无法分辨性别和年龄。他（她）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曾推测，此人就是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她）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问题是，他（她）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应该还无法完全确定。

  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0.9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着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整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主办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这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而这种富裕程度显然不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都被埋葬在祭祀坑中。这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非常少见。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1件象牙棒和5支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斝、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5公斤，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三十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合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犬鱼”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这个氏族，说明它不是太显赫。戍嗣子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坑特征得到公认，学者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粮食，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斝也是压在死者身下，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献祭的主办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洒朱砂），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人身首分离，尸身可能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可能有以儆效尤的考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人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斝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还有以手掩面的，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可能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手掩面的40岁男子（3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 “或因罪而死”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用，但在服侍王的过程中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触怒了纣王，从而导致整个家族被献祭。他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臣。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而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虽然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打捞失落的文明

  人祭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代失忆，没有保存下什么史书记录。

  是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六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四千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清凉寺、陕西石峁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前1300年—前1046年）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合集》32093拓片：“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

  据研究，“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有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一种商朝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但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在殷墟王陵区，已经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发掘约1400座。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10名人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5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过1万名。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殉葬人等等，因材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跨度约二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100万。这样比较，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1。

  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量。所以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多座，代表正常死亡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100，在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

  当然，100:1和65：100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都很零散，难以完全确定，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

  殿内还有三具人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1.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可能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克里特岛神殿遗址，侧卧的尸骨和青铜刀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属于一名8岁和一名11岁的儿童的：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旧约》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他们每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遇颇为生动，可能就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以及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

  曾有人怀疑玛雅、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祭活动，可以满足社区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在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和绞刑架都富有展示、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了传统阿兹特克宗教，周人则是征服殷商后放弃了人祭宗教。而且，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且从人们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作者在搜索上古文献中的人祭线索时发现，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周文王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文王作《易经》，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而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坤》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故而“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之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且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最早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人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故而，他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人祭非常活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古中国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形成了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 “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便保证人牲的来源，这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走向人祭繁荣：早商与中商”一章对此进行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不是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橘生淮北化为枳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只有二里头成长为早期王朝。二里头-夏，政治疆域并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但却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巨型仓储设施，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而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目前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周文王，周武王，商纣，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熟悉、了无新意的先祖往事，有时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影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注释

  见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75页。这三个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小屯南地H33，其中后冈H10和大司空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时期不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9页。以下关于H10祭祀坑的内容主要见于该书。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在发掘坑表面时，考古人还不容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于是多笼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还有房子（F）、墓葬（M）、井（J）等。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71页。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里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32093条，以下简称《合集》。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並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87页。

  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119页。1934-1935年，在王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导致详情不得而知。

  唐际根、汤毓赟：《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考古学者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92页，“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

  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宋镇豪估算四期的人口规模分别是：一期不详，二期人口为7万人，三期12万人，四期14.6万人。本书以此为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时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人。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36页。

  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牛世山：《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都尚未正式发掘。

  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距：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的总数为约8500座；而陈志达《殷墟》则是4400多座，还有两千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尚有2000左右差距。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而《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一章讨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多出的2000，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字为准，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宋镇豪：《商代史论纲》，136页。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106页。

  史蒂文·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戴尔·布朗主编、李旭影译：《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华夏出版社，2002年，94、98页。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167页。高亨认为，这是周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是对未来之事的占算。

  吉迪·谢拉赫：《羌与晚商时代的人祭问题》。Gideon Shelach ,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 Asian Perspectives , Spring 1996, pp.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