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设计师全真预测试卷（2006年专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指定教材配套辅导 pdf epub azw3 2024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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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专门针对2006年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而编写的。在对新大纲与历年试卷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精心设计了符合命题规律的三种试卷形式：“全真模拟试卷”、“专家预测试卷”及“历年真题试卷”。每套试卷搭配科学、知识点全面，并配有详尽的分析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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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安东强：张之洞《书目答问》本意解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8-21 14:18:02

  作者简介：安东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0年12期。

  光绪初年刊行的《书目答问》一书，对晚清民国学界影响深远，迄今仍是研习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书籍，学人亦多有研究。因问题意识与研究角度的差异，既往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该书所涉版本目录学内容。不过，晚近以来的版本目录学家已注意到，《书目答问》的取材编排，较多列举清人著作和通行常见版本，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并不一致。版本目录学家对此颇为费解，甚多质疑与指责，如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专对《书目答问》收录书目的版本指摘订补，以为原书所列多非善本，又称《书目答问》“讹误甚多，鄙人有校正之本”。更多学者从校勘角度对《书目答问》进行了大量的校正与补充工作。

  其实，版本目录学家的批评，恰好可与张之洞早年对《书目答问》的定位相互印证：“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这说明，作者在编写《书目答问》时，本意已与一般的指示学术门径的目录学著作有异。但众多研究者纠缠于《书目答问》著作者问题的争论，忽略了深入考究《书目答问》的编纂旨意及其回应对象。所以，如何理解张之洞称《书目答问》“作公牍观”的深意，需要将《书目答问》置于晚清文教盛衰的时局下整体考察。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重新检讨解读相关史料之外，尤须注意张之洞当时的“四川学政”身份。

  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追溯《书目答问》的编纂原委、厘清晚清学政职能转变的史实，进而剖析张之洞刊刻该书的真实意图。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年（1876年），《书目答问》首次刊于四川，此后颇多翻刻本与校补本。民国以来的学人往往把《书目答问》视为目录学著作，以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种认知，在张之洞有生之年便已出现。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江人度曾作《书目答问笺补》，称：“目录者何，即读书之门径也。张南皮师《书目答问》，尤门径之精者也。”他还上书与张之洞讨论目录学体例问题。

  有学人已注意到，张之洞本人对《书目答问》的态度在早年与晚年也有所不同，早年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晚年则称此书，“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实际上，张之洞早年的“公牍”之说，可能更接近事实，晚年所论则显有偏差。然因其早年所论常被后人视为谦词，多有忽略；晚年的说法，与后人视《书目答问》为指示门径的目录学著作的观点颇多暗合（尽管后人对《书目答问》体例与取材编排有所异议），所以被接受度反而较高。

  揆诸史实，后人对《书目答问》的这种认知实有偏差，其原因除张之洞本人态度的转变外，后人对《书目答问》做目录学的诠释当是重要原因，又或虽交代成书与刊刻的时代背景与张之洞当时的身份，而不能解析时局与文本的具体联系。因为上述局限，后人往往不能深入考察张之洞早年视《书目答问》为“公牍”的历史内涵，以致无法探知张之洞的本意。

  欲深入了解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必须明了编撰者的角色与身份。虽然《书目答问》在光绪二年问世时题署张之洞撰，但关于该书的真正作者，目前仍有分歧。大致而言，观点有三类：其一，张之洞自撰；其二，缪荃孙代撰；其三，张之洞立意，缪荃孙等人襄助，由张之洞定稿。自撰说可信度不高；而代撰说虽为缪荃孙、叶德辉等人坚持，但经过陈垣据张之洞信札和缪荃孙自我陈述的考证，此说也难以成立。有学者综合众说，认为缪荃孙确实参与了编撰《书目答问》一事，同时还得到藏书家章寿康的帮助，但是，“三点应属历史的事实：第一，《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的策划；第二，《书目答问》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第三，《书目答问》的取舍评骘经过张之洞的裁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书目答问》的成书过程。目前限于材料，只能见到某些片断。缪荃孙曾回忆该书的编撰缘起：同治末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并以普及天下学人，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缪氏述说张之洞编该书的立意虽有待商榷，所述该书缘起则大体尚允，即出于张之洞的构想，当无可疑。

  《书目答问》成书前，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编纂过《发落语》，用以训饬应试生童，因“学政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饬，名曰发落”。然学政发落时间有限，“不能尽言”，并且诸生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遂把诸生应当谨记慎行的要点并为一书，分《语行》、《语学》和《语文》三篇，后鉴于《发落语》取名过俗，遂改称《穒轩语》。其中第二篇《语学》之中，已有指导诸生读书求学的门径，如特地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书目答问》一问世，便有人注意到张之洞接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意思。如《书目答问》刊行的次年，李元度便指出，张之洞督学四川，“作《穒轩语》，训士先行而后文。又因请业者众，为《书目答问》，其部分眂《四库书》稍变迁之”。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也称：“南皮师……本《四库提要》之旨，斟酌损益编为是书（即《书目答问》——笔者注）。”

  不过，《书目答问》的取材却与《四库提要》多有不合。张之洞自诩《书目答问》：“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其书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朱维铮认为张之洞实有掠美之嫌。清代中期，邵懿辰曾将四库未收书目、后出书目及已收书的其他校注本签注于《四库简明目录》眉端，并广为流传。张之洞就十分熟知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据缪荃孙回忆，编《书目答问》时，曾与张之洞论及邵著，张之洞“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深悔没有传录邵著，否则《书目答问》的条目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由此可见，《书目答问》的编撰，在理念上固然与邵著有所差异，而在取材方面却与邵著相近。

  《书目答问》究竟撰于何时？据《〈书目答问〉略例》所署时间和缪荃孙的回忆，张之洞当是在光绪元年利用岁科两试的余暇，乘学政循例歇夏之时组织编撰《书目答问》，耗时不多。清代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遍历省内各个考棚，甚为辛劳。同治十三年年底，张之洞在致京师好友王懿荣的信中，论及四川学政一差，叹道：“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按试四川各郡，不仅事情繁琐，道路险远，而且弊端甚多，“此差殊非乐境，他日吾兄登第出使时，当自知之”。因为光绪二年举行恩科，张之洞在光绪元年七月回省城录遗（是科因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随棚录遗，所以张之洞省城录遗的事情骤简），循例歇夏，至九月再出省按试。而在该月，张之洞已写定《〈书目答问〉略例》，详细说明本书所收体例及所收书目两千多部。大约在此三个月的时间里，张之洞和他的助手们基本完成了《书目答问》。

  缪荃孙当时在四川总督吴棠署中充幕僚，于光绪元年八月间拜入张之洞门下，帮助撰写《书目答问》，“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九月以后，张之洞出省按试，缪荃孙再度赴京参加会试。这时的《书目答问》虽“未惬心贵当”，大概已粗具规模，后经张之洞作“略例”，并裁定去取，于次年在四川刊行。书刊行当年，张之洞给北京的王懿荣寄去一本，请其教正，又托转交缪荃孙一本并一函，“属其订正”。可惜此函今尚未得见。

  二、教士之责

  尽管有学人认识到《书目答问》的所教对象原为治举业的士子，不过问题还在于如何教导，以及为什么选择此种方式教。《书目答问》刊行后，处在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一再强调此书只能“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之所以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职司所在”。张之洞此语道及晚清学政目睹时局艰难，愤然振发教士之责的尝试与努力。

  学政之责，本在于通过衡文校士，“考德行、讲文艺、广教化、美风俗”。清初，清廷敕谕学政“提督各府州县儒学，尔尚端执仪，崇经术、精藻鉴、勤课程、严饬责之条，公奖拔之典，毋眩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学术还醇，士有实用”。在实际作为上，近人曾将学政分为上中下三类，“迻风俗，铸贤才，正学术，其上者也；尊耆贤，表先哲，励诸生，从其化者通经致用，袭其美者文采风流，此中者也；若文学足通诸生之为，奖拔不谬才秀之选，循故事，蹈常科，此下者也”。“循故事，蹈常科”即指仅仅专注于考校。事实上，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终岁不得与士子讲论劘切，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或仅仅因循故事，于考试“去取无大差失，翕翕然群奉为能”。

  张之洞出任学政，立意取法乎上。早在湖北学政任上，他就深感“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张之洞进而将其立意落实，在学政任上的作为得到时人的肯定。曾国藩致许振祎函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至移轩巴蜀，张之洞第二次荣膺学差，“查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数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不愿仅仅以考校为是。

  光绪元年，张之洞岁考一周，有感于“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特编《书目答问》以告之。他有意指导士子们读书的门径，于诸书名及版本开示详明（尽管不无谬误）。既有研究在考订与补充书目及版本的问题上最为深入，然而，这种研究取向无异把该书当成一张读书单，不免误解张之洞指示门径的着眼点。张之洞早在光绪二年便说，其意不在于只是开一张读书单，于书目“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用以指示门径。

  真正理解张之指示读书门径的立意，不在于斤斤计较所开列的书目版本，而需要体会“类例”。近代目录学大家余嘉锡十分推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书目答问》的类例，认为该书与郑樵取前人“艺文志”、“经籍志”合为一编的用意相近，均在于“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实际上，《书目答问》在类例上确实有仿照郑樵的痕迹，甚至个别类例则直言仿效郑樵，如讲金石之学，便是“依郑夹漈（郑樵）例，别出一门”。因为张之洞与郑樵面对的读者对象不同，因而用意有异。概而言之，郑樵所作为古人之意多，而“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者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之一。

  学政之责，除按试生童外，还有考核学校教官的责任。张之洞的本意之二，便是为诸生选择儒师。《书目答问》附录的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历来被后人视为张之洞心目中的“清学史”。有学者甚至有意按照此篇目来编一部清代学术史。批评者亦往往据此讥讽张之洞学识不高，于清代诸家学人的流派安置不当。

  从张之洞的立意来看，这篇《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主要是在谈如何为诸生择师。学政既掌一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整饬士风，同时亦有慎察师儒，举贤黜劣之责。但清代府州县学教官，职微薪薄，得人甚少。虽然朝廷从清初就强调整饬各直省府州县学的教官，但到清末都未见成效。无怪道光年间有御史奏请“教职一官向属闲曹，于岁科两试外，毫无所事”，请添其职任。但反对者以教官多老而迂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今人研究证实，清朝各府州县学的教官虽于教育之责甚重，却“往往位卑职微、年迈力衰，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大吏亦往往视为无关紧要之职位而加以优容……而这种权轻责重的矛盾使得教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既不能履行教导生员之责，又罕有管理约束管理生员之实”。

  张之洞巡考四川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他深知整饬此事不易，“无从措手”，几经考虑，量为变通，为诸生开列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所列清代诸位学人，“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可见，张之洞的本意在于勉励诸生读书问学贵自得师。

  当时，浙江台州知府成邦幹读《书目答问》后，能得其意。他指出，“盖汉儒授受，首重师法”，张之洞“提举学校，教育人材，蔚然为根本之计，于是乎全蜀之士乐得有人师矣。岂惟蜀士，海内通人咸矜式之，然则先生是书，不第为学僮训也”。所以成邦幹在浙江重刊《书目答问》，裨益士子。

  晚年的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接称，编《书目答问》是要令有志于学的士子“读书即可得师”。这一点倒是与初衷不相背离。

  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既编《穒轩语》、《书目答问》，又办尊经书院。形式虽然有別，用意却一致，均有感于“使者奉宣德意，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张之洞出任学政，不甘心只是衡校文章，而是有心教士。经过他的苦心经营，一改巴蜀学风，成为近代“蜀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他本人也成为扭转晚清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

  三、“更有深意”

  《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张之洞在写给王懿荣的信中声称：《书目答问》虽意在指示学术门径，但“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劝导“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事实上，刊刻书籍的事业欲达致不朽之境，也需要择秘籍、选精本、延请通人校勘正谬。虽非著述立说之繁难，实际亦不易为。但至少可据《书目答问》列举的书目、版本，“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或许，张之洞还担心士绅不欲从事刻书，又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诱使士绅及书坊书商大量刊刻书籍以保存、传播文化知识，在追逐名利、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行善积德，正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的“深意”。

  张之洞的“深意”与晚清时局大有关系。咸丰、同治之际的军事战争给晚清的文教秩序带来近于毁灭性的冲击，江浙及西南、西北各省较之于其他各省尤其惨烈。当晚清中兴诸臣逐步戡定乱局，恢复清廷统治秩序的同时，一些士大夫乐观地以为大清王朝的中兴时代到来了，奏请朝廷饬令各省督抚学政大兴文治，以润色中兴。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范熙溥认为清廷重新振兴文教的时机已经成熟。

  自咸同之际战乱以来，“各省士民流离转徙，学业半荒”，至东南诸省以次肃清，成为整顿各省学校书院秩序和振兴文教的有利时机。后经礼部议准，饬令“军务肃清省份”，将所属书院妥为整顿。次年，江苏学政鲍源深视学江苏各府州时，发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籍多散佚……如江苏松、常、镇、扬诸郡，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小书肆，所刊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而“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鲍源深意识到后果极为严重，指出：“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因此，他奏请清廷敕令各省疆臣及所属官吏刊刻书籍，作为各省要务。清廷随即饬谕“各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清廷谕令详切，遭受兵燹的各省督抚次第办理，由此掀起各省倡办官书局的风潮。

  早在同治初年，一些督抚已有设置书局刻书的举措，但直至鲍源深的奏请提倡和清廷的饬令劝勉，各省官书局的创办和刊刻书籍才蔚成风气。其中，湖北官书局的成就令人瞩目。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即清廷谕令各省办理书局之后，署理湖广总督李瀚章和湖北巡抚曾国荃即“开设书局，派委候补道张炳堃、候选道胡凤丹，妥为经理”。同治八年五月，新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再次陈明湖北省城书局次第刊刻书籍，以光文治的情形。湖北书局刊书的成绩为当时所称道。时人称，同治初年，当兵燹过后，清廷将“以文治润色中兴”，遂谕令“各行省设局刊布先儒遗书，以兴学道（导）俗。于是江浙、湖鄂皆次第开书局，总其事者多一时贤达。而刊书之精备，则以鄂之崇文书局为最”。

  张之洞于同治六年至九年（1867～1870年）出任湖北学政，对湖北官书局办理情形自有所知。抵川后，张之洞发现四川地处边省，经历咸同之际的兵燹后，尤其是“蓝、李之乱”的影响，书籍缺失较他省尤为严重，而引导士子读书需要一个前提，即有书籍可读。他在四川学政任上三年，除照常例按试各郡外，还与四川总督吴棠合议创办了尊经书院，“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借供生徒浏览”。此外，张之洞还倡办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然而已经落后于江浙、湖广等省。

  张之洞本人在文治兴学方面争胜之心甚强，在学政任内的作为，虽然处处声言效仿清代中期的儒臣阮元，但意在超越汉宋，志在扭转清中期以来的学风士风，开创晚清经世实学。而政治上人存政举、人亡政失的例子不胜枚举，晚清政局上此类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就官书局的办理而言，时人心中未必不知书局之难在于行之以久。

  张之洞虽未明言欲在办理书局刊刻书籍的事宜上争胜，其迫切心情透过《书目答问》显露无遗（后在广东办广雅书局亦可佐证）。张之洞倡导四川省士绅自发组织刊刻《书目答问》上所开列的书籍，希望借助民间力量来转变官府及个人的被动局面。这或许说明张之洞已经意识到晚清士绅及民间势力的上升与崛起。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及其同道者，陈述种种利益来规劝士绅刊刻书籍，希望能够引领刻书风气，兴文治而润色中兴。在这样的立意之下，后人视为《书目答问》主体部分的书目，反而成了张之洞所开列的一份有待刊刻的书单。近代目录学家叶德辉，尤精于书籍板刻，尽管对张之洞不无讥讽，却仍推崇张之洞的《劝刻书说》，称“文襄（张之洞）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张之洞倡导刻书的深意，作为门下士的缪荃孙和王秉恩均能领会。参与编纂《书目答问》的缪荃孙“生平刻书甚夥，嘉惠士林，有清末叶，无与伦比”。王秉恩曾在京师听张之洞讲《书目答问》，又于光绪五年在贵阳校正刊刻过《书目答问》（后称贵阳本），后来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助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办理刻书事宜，刊刻“广雅丛书”数百种，极一时之盛。进入民国之后，虽然张之洞已逝，但缪、王二人仍能继其遗志。据称，在民国时期，缪荃孙和王秉恩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邀请，襄助涵芬楼刊刻古籍丛书，二人“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要把张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的立意进一步落实，后经叶德辉劝阻，“迄未有成”。叶氏认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与其刻《书目答问》开列诸书，反不如“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得到张元济赞同。这便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由来。虽然商务印书馆最终未能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诸书来刊刻，但缪荃孙和王秉恩的原订计划却印证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不仅在于教人读书，更重要在于倡导刻书。

  这样看来，《书目答问》的编撰之所以既偏重类例，又详于常见版本，并特开“丛书”一目，便不难理解，是为了方便广大士绅按图索骥，照单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目答问》所列的书目，在张之洞当时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张刻书单。就此立意而论，《书目答问》的编纂远非当时仅为一名举人的缪荃孙所能驾驭。不过，光绪七年之后，张之洞为官愈贵，缪荃孙为学益深，《书目答问》的本意愈隐而不彰。

  四、余论

  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逝世后，四川士绅在奏表其功时称：《书目答问》“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此说虽然夸大其词，但却形象地说明该书的流传之广与影响之深。据不完全统计，《书目答问》在晚清各省刊行的大貌如此：首次于光绪二年在四川刊行，为四川写定本，此后再版和修订版甚多。张之洞回京后在京师讲授《书目答问》，其门生王秉恩于光绪五年在贵阳重刻。光绪三年，《书目答问》刊于湖南；光绪四年，吴县潘霨刊于江苏；光绪五年，台州知府成邦幹刊于浙江；光绪三十年，江人度为此书作《书目答问笺补》，刊于湖北等等。此外，康有为在广西讲学，向听者推荐《书目答问》。晚清的一些士子们如广东新会的梁启超、陈垣，湖南的余嘉锡等人，因读《书目答问》而走上治学之路并成为著名学者。由此可窥《书目答问》在晚清传布影响之一斑。而张之洞在晚清历任山西、两广、湖广和两江等数省封疆大吏，后又入主军机，书借人贵，影响更不可计量。

  或许张之洞晚年已经意识到《书目答问》的流传、接受情况，出乎意料地是超出其最初的用心，在指示学问路径方面有更宏阔深远的影响。而因时过境迁，光绪中叶后各省官书局渐成颓势，以文治润色“中兴”徒具空想。晚清由变局而步入危局，此时的张之洞已由学差成为清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在学言学，在政言政”，晚年谈及《书目答问》，张之洞有意无意地略去了当时的其他用意，而专注于讲《书目答问》指导读书门径的意义，不再谦称此书是“公牍”。他的故作高深，加上抱冰堂弟子（张之洞晚年自称抱冰老人）的吹捧，这部尽学政“职司所在”的《书目答问》，被披上越来越浓厚的版本目录学的面纱，其立意与初衷，及其曾对晚清文教事业具有的影响反而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