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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冤家》每回写一个故事，内容多为男欢女爱之事，其中颇多传奇色彩。由于这些故事奇特，情节曲折，又是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在当时很受一般读者欢迎。内容包括：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吴千里两世谐佳丽；李月仙割爱救亲夫；香菜根乔桩奸命妇；日宜园九月牡丹开等。

原序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第四回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西湖渔隐主人，其人不详，杭州人，可能生于晚明或明末清初，著有小说《欢喜冤家》《春染绣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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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谁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里肯听。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到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脩束脩：古时送给教师的酬金。脩，原意为干肉，又叫脯。，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

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不肖：不能继承祖先事业，没有出息，或不正派，品行不好。，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到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婆，径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到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人，央他去说。

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并无亲族，到在姑娘姑娘：指姑姑。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合卺(ｊǐｎ)：新婚夫妇在新房内共饮合欢酒。。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得破。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皆疑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十分美貌，无不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提。

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兀自：仍旧，还是。疏云懒雨，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过了几时，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肖的单身光棍，姓李名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赌钱滥饮，诱人家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着：被，让。他哄骗了，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

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子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三考：指科举制中的“乡试”、“会试”、“殿试”。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亡过，止存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

一日，途中不期相遇，叙了寒温；恰好又遇着花林，各叙名姓。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径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终日思饮索食。

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免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还到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净。余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虽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庶可：才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叨(ｔāｏ)：客套话，表示沾光。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入户。

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帐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收了冷酒，径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到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微微笑眼，脸带微红，一时间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同坐。

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任三道：“自从一见，想你到今。不料你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好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首。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

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遂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见得：

色胆如天，不顾隔墙有耳。欲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窥。初似渴龙喷井，后如饿虎擒羊。啧啧有声，铁汉听时心也乱。吁吁微气，泥神看处也魂消。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畔俏声高。

花二娘从做亲以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任三见他知趣，放出气力，两个时辰方才罢手。未免收拾整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我不理他；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亲嫂不弃，感恩无地，我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今夜与你同眠方可，料亦不能。夜已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好一会去。”正待再整鸾佩，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吃了一惊，忙回道：“我拿来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么还不来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

闲话休题。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恰好任三官在家，便随口儿说：“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亲，我与你去看戏如何?”李二道：“倘然没戏，空走这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个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别了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买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着他先去，不可说与奶奶知道。自己叩门而入。见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一来一往有三十余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盘桓：逗留，留住。一日。”二娘道：“如此极好!”把门掩上。

三官炊火，二娘当厨，不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也未可知。若被遇见，如何是好?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里饮酒欢会，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么?”任三听说，欢喜之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净。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轩：这里指小屋。居容膝足盘桓，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元亮陶元亮：晋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辞官归隐。，我辈终惭管幼安管幼安：三国魏人管宁，字幼安。少时与华歆同席读书，因厌恶华歆的为人而传有割席而坐的佳话。。

心境坦然无窒碍窒碍：有阻碍。，座中只好着蒲团。

看罢，即将酒肴果品摆下，两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调得火滚，搂坐一堆，就在床上取乐起来。这一番与昨晚不同，怎见得不同?只见：

雨拨云撩，重整蓝桥蓝桥：唐朝秀才裴航偶遇仙女云英的地方，在陕西蓝田蓝溪之上。之会。星期月约，幸逢巫楚巫楚：神女与楚王在巫山相会。之缘。一个年少书生，久遭无妇之鳏鳏(ɡｕāｎ)：死了妻子又没再结婚的人。，初遇佳人，好似投胶在漆。一个青春荡妇，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种，浑如拌蜜于糖。也不尝欺香翠幌，也不管挣断罗裳。

正是：

雨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布旗枪。

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刀吞吐忙。

两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而罢。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天已未牌未牌：下午一点到三点。了，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径自出门去了。不移时，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幸是有些主意，若迟一步，定然撞见了。”

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张着张着：瞅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不撞见。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甚是没兴，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不掩上的，他便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么?”二娘在内道：“不在。”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淫心萌动。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听得不在家中，便走进里面，道：“二娘见礼了。”二娘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时兄弟在家，我到常在里边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二娘，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二娘正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到胡说起来!”李二动了心火，大胆跑过去要搂，早被二娘一闪，到往外边跑了出来，一张脸红涨了大怒。

恰好花二撞回，看见二娘面有怒色，忙问道：“你为何着恼?”二娘尚未回答，李二听见说话，闯将出来。花二一见，满肚皮疑心起来。二娘走了进去。花二问道：“李二哥，为着甚事二娘着恼?”李二道：“我因乏兴寻你走走。来问二娘，二娘说你不在。我疑二娘哄我，故意假说，因此到里面望一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恼。”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也不去问妻子，便对李二道：“二哥，妇人家心性，不要责他。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两人又去了。直到二更时分方回。二娘见他酒醉的了，欲待要说起，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不是耍的，只得耐着不言。到次早，见花二不问起来，不敢开口。

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花二也常常不在家，到便宜了任三官。日间不须说起，至于花二更深不回，常伴二娘；便是花二回来，亦都醉的。二娘伏侍去睡，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故此二娘到得与三官十分畅快。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与花二、李二径自断绝了往来。李二心中好闷，想道：“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待我慢慢看着，若还有些破绽，定不饶他。”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

恰好一日，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只见任三径自推门进去了，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不见些儿动静。把门扯了一扯，又是拴的。他便想道：“多分多分：多半，大概。花二哥在家里，敢是留他吃酒，故此不出来了。”便把门敲上两下。只见二娘出来问道：“是那一个敲门?”李二道：“是我，来寻二哥讲话。”二娘答道：“不在家。”李二想道：“多分是妇人怪人，故意回的，不免说破他。”便道：“既二官不在家，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二娘道：“你见鬼了!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谁见来的?”李二道：“我亲眼见他来的，你还说不在!”二娘怒道：“这等你进来寻!”便出来把门开了。李二想道：“古怪，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岂有此理!”便大着步往里进，四周一看，并无踪影。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便飞跑上楼去看，那有三官影儿，到没趣了，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被二娘千忘八，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

不期花二归家，见二娘骂人，问道：“你在此骂谁?”二娘道：“你相交的好友!甚么拈香!这狗才十分无礼，前番你不在家，他径入内室调戏着我。我走了出来，恰好你回来。你亲眼见的。他今日又来戏我，我骂将起来，方才走去。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花二登时大怒起来，骂道：“这个人面兽心强盗!我前番却被他瞒了，你怎么不说!今日又这般可恶，杀这强盗，方消我恨。”径上楼取了床头利刀，下楼赶去。二娘一把扯住，忙道：“不可太莽，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方才可杀。自古捉奸见双，你竟把他杀了，官司怎肯甘休!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何苦如此。”花二的耳朵极绵软的，被妻子一说，甚觉有理。想一想，撇下刀说：“便宜了他。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若是不贞洁的，岂不被他玷辱，被人耻笑。”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不用忙了，快来吃一杯儿去睡了罢。这样小人，容忍他些。”花二闷闷地吃了几杯径自上楼睡了。

二娘又取些酒菜，往后房来与任三吃。将李二之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道：“如何是好?”三官道：“我若如今出去，倘被他看见到不好了。我不如在此过夜，到明日早早梳洗，坐在外边，只说寻二哥说话，与他同出门去，方可无碍。”二娘道：“这话到甚是有理。只是此番去，你且慢些来。李二毕竟探听，倘有差池，怎生是好?”三官道：“我家有个小厮，名唤文助，认得你家的。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二娘道：“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请他吃几杯酒儿。着文助斟酒，待他识熟了面，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如此假意相厚，方好常常往来。”三官道：“此计必须如此方可。”两人同吃些酒儿，未免做些风月事情，方上楼去。

次早，三官起来，早已梳洗。二娘先把大门开了，三官假意坐在外厢，叫：“二哥在么?”二娘在内假应一声，上楼说与丈夫知道：“任三叔寻你。想他许久不来，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花二连忙梳洗下楼，与任三施礼道：“三官为何一向少会?”三官道：“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一向学业荒疏，故此到馆中搬火，久失亲近。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特来望兄。不知一向纳福么?”花二说：“托庇贤弟，你会见李二么?”任三道：“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花二道：“不必说起这畜生。”将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说了一遍。三官假意怒道：“自古说得好，朋友妻，不可嬉。怎生下得这样心肠!既如此，我也不去望他了。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他未免也来轻薄。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二哥，既然如此，也不必恼了，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

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把眼一看，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与任三官配的亲，为女家催完亲事，等紧要过门。他母亲道：“又未择日，尚未催妆，须由我家料理停当，方可完姻。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花二、任三听了，一齐笑着见礼。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花二相陪。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别了任三出门。

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花二便问道：“媒翁先生，为何女家十分上紧?是何主意?”媒人笑而不答。花二道：“莫非是人家穷，催他做亲，好受些财礼使用么?”媒人道：“他家姓张，乃是个三考出身，做了三任官，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家约有数万金，那得会穷!”花二想了想：“奇了，这等毕竟为何?”媒人问道：“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花二道：“意气相投，情同骨肉。”媒人道：“这等，兄说的话，必定肯听的了。府上在何处?”花二道：“就在前面。”媒人道：“有事相议，必须到府上方可实言。”

两人到了花家，分了宾主。二娘点茶吃了。花二又问起原由，媒人道：“见兄老诚，自然是口谨的，才与兄议。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花二道：“老丈见教，断不敢言。”媒人道：“任官人定的女子，年纪二十岁，闺中不谨，腹中有了利钱。他父亲往京中去了，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亲，要我及早催他过门，以免露丑。许我十两银子相谢。我方才见说不来，心中烦闷，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若得早娶，愿将所谢之银均分。”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领教，领教。”媒人道：“千万言语谨密些。”花二道：“不须分付。”媒人道；“尚有未尽之言，奈天色晚了，欲求同行几步，方可悉告。”花二同出门去了。

二娘在门后，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他便半步不移，细细听了前后说话，暗暗叹息道：“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之不远，信不诬矣。”他又想道：“丈夫倘去相劝，毕婚之后，无甚说话方好。倘三郎识出差池，叫此女如何做人?必然寻死，岂不可惜?若不劝丈夫管他，倘此女父亲回来，看出光景，将女儿断送性命，也未可知。也罢，且待他回来，再作商议。”只因花二娘起了一点好心，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这是后话。

且说花二归家，二娘道：“方才之说，我已尽知。你的意下如何?”花二道：“娘子，这件事不难。我劝三官将计就计，省事些娶了过门。我又有酒吃，又有五两银子，有何难哉!”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道：“丈夫差矣，你若去说得听也好，万一不听，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这五两银子，也有用了的日子，况未必有无。我想人生在世，当为人排难分忧。今任三妻子之忧，即任三忧愁一般。当拔刀相助，水火不避，才是丈夫所为。你若听，我到有一计较在此。”花二道：“贤妻有何妙计，何不为我说之?”二娘道：“方才媒人所言，肚儿高将起来，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何不赎一服通经散，下了此胎，有何不可?”花二道：“此计虽好，怎生样一个计较赎与他吃?”二娘道：“不难，明日将我抬到他家，扬言我是任家内亲，央告我来说话。他家自然不疑，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自然妥当。”花二道：“好便好，只是先要破费药金。”二娘道：“痴子，若是妥当，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花二听了，拍掌大笑：“好计，好计!”

次日早起，打点了药金，径往生药铺中赎了一服下药。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径抬至张典膳家中。奶奶迎进，叙了寒温，吃罢了茶。奶奶问道：“尊姓?”二娘道：“奴是花林妻子，有事相告。敢借内房讲话。”奶奶引了进房坐定。二娘命众女使俱出外边，方附奶奶之耳，如此如此，说了一番。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千恩万谢，感激无地。一面整酒，一面连忙热了好酒，到女儿房里通知了此话，把药服了。

一时间，一阵肚疼，骨碌碌滚将下来，都是血块。后来落下一阵东西在马桶内了。奶奶道：“谢天谢地，多感祖宗有幸，逢着花二娘这个救星。”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谢了又谢。将酒就摆在房内，三杯五盏，二娘起身告辞。奶奶再三苦留不住，开箱取了一封银子，一对金钗，一双尺头，一枝金簪，送与二娘道：“些须孝敬，休嫌菲薄。地久天长，报恩有日，幸勿见怪。”二娘千恩万谢，上轿而归。

天色已晚，花二见妻子归家，打发了轿夫，进内忙问事体如何。二娘把日间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将他送的物件，把与丈夫看了。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道：“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还要他的酒吃。”二娘道：“你这呆子，这是阴骘阴骘(ｚｈì)：指阴德。事情，所以去救他。若与三官说知，可不又害了那女子!”花二道：“正是，几乎错了，还是贤妻有些见识。紧紧记在心中，再不说了。”二娘以后与任三官这般情厚，把此事再不漏泄。

话分两头，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又寻不着，又被花二娘骂了一场，心中不忿。一日，走到花家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口坐下。那周裁缝道：“李官人，想是来寻花官人么?”李二道：“正是。”周裁缝道：“今早出去了。”李二道：“师父，你曾见任三官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那周裁缝极口快的，便道：“他是不出门的主顾，怎么到来问我!”李二道：“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多时不见出来。进去寻了一番，又不见影，反受了一肚皮臭气，心内不甘。你若晓得这头路，我断不负你。”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他道：“我这几时不管人间事。若是十年前生性，早早教他做出来了。”李二道：“周师父，你若肯帮我做事，我当奉酬白金五两。”

周裁缝听见说许了五两银子，就欢喜起来，忙道：“若要如此，必须生个计较。此事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取笑的。先与他丈夫说知，一齐捉奸，方免无事。”李二道：“可恨淫妇，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花二故此久不上门。今虽欲通言，奈无由得计。”裁缝笑道：“花二官是酒徒，扯到店上吃酒。中间三言两语，激起性子了，自然妥当。他若不听你，你却教他问我，我自搬他一场是非，自然信了。”李二道：“你这几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裁缝道：“只有一个张家，要去完他首尾，看早晚去完了，只坐在这里等着便了。”

李二计议已定。次日怀些酒资，恰好撞着花二，倒身一揖，花二假意还礼，眼看别处。李二道：“哥哥凡事三思。自古道，若听一面说，便见相离别。我有许多为你心腹话，不曾与你说罢了。”花二本待不理他，又听他说有心腹话，只得道：“有何话快说来。”李二见他答话，连忙扯了径上酒楼。将酒筛下一盏，送与花二。花二只得吃了，也回送李二一盏，道：“有话快说。”李二道：“且慢些，说将来，恐你酒也吃不下了。”花二一发疑心，只得又吃了几盏道：“大丈夫说话不明，犹如钝剑伤人。说明了，到吃得酒下。”李二故意欲言不言。花二道：“罢，你既不道，我也不吃了，去罢。”李二道：“说来恐你不信，反嗔怪我。”花二道：“我不怪你。”李二道：“也罢，说与你知，怪不怪凭你便是。那任三这几时你曾会他么?”花二道：“数日前，他馆中回来，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李二默然。又说道：“哥，前日二娘骂我这日，任三到你家来，二娘把他藏在家里，被我知道了，要进去搜捉，因此二娘急了，反骂将起来的。你是个大丈夫，不可被妇人骗了。”

花二想了又想，我妻子好端正的，怎歪说起这般说话。便道：“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就该直说了是。今据你此言，他两人一定有奸了。此事不是当耍的，可直直说来我听。”李二道：“说也没干。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不见出来，所以要搜。若是假说，天诛地灭。你若再不信，去问你邻居周裁缝便是。”花二说道：“是了，想此事有些因。多时不见他，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被你知觉，恐你埋伏捉住，不好出门，反说来寻我，同我出门，方可掩人耳目。是了，是了，再不必言，必定事真矣。除非杀了二人，方消我恨。”李二道：“且噤声。事倘不成，反为不美。还须定计，方可除之。”花二忙问何计较，李二道：“计较到有，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反受其害。”花二道：“不妨不妨，我自然谨密就是了。”李二道：“事不宜迟，你可今晚扬言，假说明早要往府城去有何事理，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不可等他来，你可先出门去。他若来见你不在家，自然又留过夜。待我与你探听，如在时，报你知道，你却回家下手便了。”花二道：“是了。且别着，明日再会。”李二道：“万不可泄漏。”花二说：“不须分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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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

  作者简介：王尔，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博雅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5期

  延伸阅读：

  王尔：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一般认为，汉代流行一种“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物象变化”是与宇宙万物相互感应而出现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对现实政治有规训作用的“天人告谴”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借物象之变化以谴责君主政治之不当，希望君主更正行为。东汉思想家王充撰著《论衡》，对这种观念多有质疑。

  学界普遍认为，王充以“疾虚妄”（批判虚假无据的言说）为标榜，提出了一套以“气”为本原、论证物象自然而然变化、否定“天”有意志的宇宙观，较为彻底地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学界进而认为，王充通过消解“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最终瓦解了汉代思想家以“天”为道德根据匡正君主行为的政治信念。因此，王充的物象变化说无助于形成政治方法论，无益于对君主的为政施以引导。

  事实上，王充对物象变化（物象之变异和恢复常态），有复杂多面的阐释，他既否定又肯定“天人感应”之论。首先，他通过分析物象变化的不同成因，区分“无妄之变”与“政治之灾”两种灾变，指出在后一种情况中，君主的行为会影响物象。其次，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个层次，为君主提出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案。再次，王充对汉代“变复之家”既批判、又认可，显示了他对应灾之道的复杂态度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讲，王充的宇宙观仍然处于汉代主流的感应式宇宙观框架之中。“疾虚妄”理论在超越“天人告谴”思想格局的同时，区分天人关系的诸种不同情况，提出具体对应方法，形成特殊的劝政、教化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桑谷之亡”与殷高宗“修政改行”有关吗？

  先秦两汉文献常见有关“桑谷具生于朝”的记载：殷商时，桑树、谷树共生于朝廷。商相告诉商王，此为妖异，预示王朝将遭遇厄运。君主于是自省，施行先王之政。不久后桑谷随之消失，殷商得以长治久安。这则故事可能反映了卜人对商王的影响力。除了两个角色略有出入，几个版本的故事大同小异：《尚书大传》是殷高宗武丁与伊尹，《韩诗外传》是汤与其相，《史记·殷本纪》则是中宗太戊与伊涉。东汉时，此事被王充借以说理，主角成了殷高宗与其长子祖己。《论衡》对此事有几种评价，彼此之间有明显差异。描述最集中的是《异虚》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王充认为这则故事是不成立的“虚言”。他认为，如果桑谷共生真的是一种预示国家灭亡的征兆，那么任凭殷高宗怎样“修政改行”都无法挽救王朝。王充的理由是“国命”不为人之意志转移。王朝与人一样，有其命运。王朝的盛衰由国命决定，不直接取决于政治之得失。王朝衰亡，是因为命数已至，改善政治也无法挽回：“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殷高宗的“修政改行”不可能扭转衰世，所以不可能使桑谷消失。

  对这一判断，王充又作进一步阐释。第一，凶兆与王朝衰亡之间是隐微与著明的关系。见微知著，便可了解预兆的指向。如果桑谷共生于朝是一种凶兆，它将是王朝灭亡的前奏。“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征兆发展至应验，这一过程不可撤销和逆转。第二，“桑谷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的发生，纯属偶然。桑谷具生于朝预示了更长时段后纣王统治下的殷商之亡。“诸侯朝而年长久”的结局，也并非“修政改行”所导致。

  殷高宗修政不能使桑谷亡，经常被学界视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说的代表例证。然而，在《论衡》其他篇目中，王充也承认殷高宗修政能够消除桑谷之灾，这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值得注意。如：

  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犹]桑谷之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变虚》)

  这段话质疑的是以下传说：宋景公时出现“荧惑守心”异象，被认为是君主遭厄的预兆。大臣建议可把灾厄从君主身上分别转移给宰相、百姓和收成。宋景公拒绝大臣的建议，表示宁可自己受厄也不愿转嫁祸害。大臣称景公这番“善言”感动了天，天使火星离开了心宿。王充认为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便引入“桑谷具生于朝”来证明靠善言不可能禳除灾异：殷高宗成功消除桑谷之灾，靠的是君主的改革，而不是言论。换言之，革政能影响物象变化。相似的表达再看：

  殷太戊桑谷俱生，或曰高宗。恐骇，侧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义，桑谷消亡，享国长久。此说《春秋》[者]所共闻也。水灾与桑谷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顺鼓》)

  这段话质疑的以击鼓攻击社（土地神）来祈求停雨、消除水患的民俗。“《春秋》之义，大水，鼓用牲于社。说者曰：鼓者，攻之也。”王充认为，《春秋》家说“攻社”能消除水灾是没根据的，列举殷高宗“改政”和周成王“改过”之事反问：要除去水灾或桑谷之类的灾异，是改政还是攻社更有效？显然是前者。又如《感虚》提到传说尧射掉天上十个太阳之中的九个。王充认为此事纯属编造，再次以殷高宗事作类比，称高宗可以“政消桑谷”，尧却不能以此方法灭去太阳，这岂不是说明尧之德不如高宗？但事实上尧之德高于高宗。逻辑上看，当“政消桑谷”为真时，尧射九日才为假。王充再次默认了“政消桑谷”的可能性。

  可见，王充也承认“改政修行”可使桑谷亡。这类叙述肯定了“改政”与“消灾”的因果关系，以之为前提，突出“改政”之必要性，推翻某些违反常理的应灾方式（如“出三善言”），形成论证逻辑。王充对“桑谷具生于朝”自相矛盾的解释颇有意思。《论衡》本就是一部充满矛盾论述的文本。

  近年有学者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论衡》的矛盾性，即王充的论证属于“证言知识论”（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就事论事的非还原主义”（piecemeal non-reductionism)：王充将读到的证言（指来自他人言论的信息，区别于主体自身感知获得的信息）默认为可用的知识，不需评估这一证言在整个观念体系中是否合理合度，而是倾向于作出“就事论事”式满足当下条件需求的论证和判断。【1】

  这一论断给我们以启发。“桑谷具生于朝”的矛盾解释可能产生自不同情境，有不同的观念支持。不同观念之间并不能很好地融洽。在“桑谷具生于朝”的歧解背后，有王充对“政治”与“天”之间关系问题复杂多样的认识，及其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方法逻辑。从中可见其对天人感应学说并非铁板一块持否定的态度。

  二、“政治之灾”与“无妄之变”：两种灾异观

  《论衡》中各有思想体系支撑上述两种观点。一方面，对“改政修行”不会使桑谷消失、革政无法挽救王朝的观点，王充有一系列的解释。他首先指出王朝的命运是一种不为人意志转移的“治期”“命期”：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治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同上）

  王充论证了一种“德才无涉”的命运观的成立，由此推论相似的国命观。人出生时，初禀元气之厚薄、粗细，决定其命运之好坏。命具有“德才无涉”性质，人之命运与其后天的道德、才能之高低无关。王朝与人一样有其命，“命期自然”，不由君主“改政修行”左右。这是王充从个体命定论推演至王朝命定论的独特观点。

  其次，物象的变化出于气之聚散消长，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所谓“灾异”是天地合气而“风气不和”，即阴阳二气交合又不协调所造成的。并非天以灾异为政治不善之标志，警告君主。如《谴告》篇否定了灾异是政治的谴告，认为国家的灾异就像人身上的疾病或食物之腐败，无关乎天的用意。

  再次，君主的行为大体上无法影响物象，如天气之冷暖、洪水或日食之产生。在这一论述中，与人间社会无关的“自然界”概念初步形成，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变化不会直接受到人行为——道德或政治实践——的影响。《寒温》篇说寒温是“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殆非政治所致”。尧时发洪水并不因为政治不好，尧不会因发洪水而革政。《治期》论日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未必人君政教所致”的说法，王充暗示阴阳的失调尽管不代表告谴君主，却似乎不完全是个自然过程，也可能是君主施政失误所致，至少他不能完全确定如此：“夫政犹火，寒温犹热冷也。顾可言人君为政，赏罚失中也，逆乱阴阳，使气不和；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谴告》）君主赏罚失当，会扰乱阴阳之气，这就为“修政改行”也可能使桑谷亡的说法埋下伏笔。王充既认为阴阳的消长聚散自然而然，也未完全排斥这种气运受到人为干预而变化的可能。

  对于“改政修行”也可使“桑谷亡”的另一观点，王充亦作论证，自圆其说。在《感虚》篇他提到这一传说：师旷奏《清角》之曲，引起晋国大旱，还使晋平公患了癃病。王充认为，乐曲显然没有这种能力。如果乐能乱阴阳，便也能调和阴阳，王者何必“修身正行，扩施善政”，岂不是研究曲子即可招致和气，迎来太平？相信乐曲能引起物化，是荒谬的。可见君主“修身正行”对王朝命运仍有影响，即认可殷高宗之做法。

  《感虚》还提到，吕梁山崩塌堵塞了黄河的流水，晋伯宗听车夫的话，让晋景公穿着丧服对天大哭，河水便得以疏通。王充批评说，如果山是自然崩坏，则跟人事（“素缟而哭”）无关；如果山崩是天应和人事的灾变，那就应该改变政治才能消除。此例中，王充将物象变化分成“自然”（“自崩”）和“天应而变”两种情况分别考察，不同情况的应对方法不同，后者或可通过革政来应对。

  沿此思路，王充将灾变分成“政治之灾”和“无妄之变”两种类型，分别对应“天应而变”与“自然而成”：

  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厉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明雩》)

  “政治之灾”指由政治不当引起的灾变。“无妄之变”指人没有妄为时发生的灾变，是自然形成的。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之时发生的灾变大概率是前者，德行衰微、政治失误之时发生的灾变可能是后者。进而提出，应对政治之灾，应该改革旧政、实施新政。面对无妄之变，则应因袭旧政。如果在“圣主宽明于上，百官共职于下”即政治清明时现灾，则必为“无妄之灾”，莫误以为是“政治之灾”而去变革政治。王充种种论述可见出他对“无妄之变”与“政治之灾”的划分。他视前者为常态，这种灾变往往规模较大，随“时”发生；将“政治之灾”视为非常态，其规模较小，随“政”而来：

  且物之变，随气，若应政治，有所象为，非天所欲寿长之故，变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药食之而变化也。……应政为变，为政变，非常性也。（《无形》)

  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明雩》)

  根据灾变的两种类型，君主修政改行对“无妄之变”无效，对“政治之灾”则有效。赏罚失衡导致阴阳紊乱，赏罚执中，能有调整阴阳之功效（《谴告》)。“政治之灾”是受君主政治行为影响而形成的现象，并非天之谴告。君主修政仍可能消除之。王充自认为不能彻底了解万物之本质。当不能肯定“桑谷亡”是“无妄之变”还是“政治之灾”时，王充就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解读。桑谷的生长如果属于无妄之变，则与殷高宗的行为无关；如果属于政治之灾，则可被殷高宗消除。王充看来，“天”“人”之际仍有感应，这种感应不是人格化的天与人之间的应和，而是以“自然”的元气平衡为媒介而实现的。王充对“无妄之变”和“政治之灾”的分类，最终呈现为对物象变化的三层含义和应对方式。

  三、“运气”“政治”与“礼俗”：物象变化的三层含义及其应对方法

  王充进而提出，物象变化有不同层面之含义，各自对应不同的处置方式。这一论证寄寓了他对统治者如何应对灾异的规劝。

  在王充看来，物象变化的第一层含义是“运气”，指这种变化由时运之气造成。“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明雩》);“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自然》）在多数情况，灾变是某时刻气的聚散消长、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这一过程自然而然，所谓“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治期》)。这一含义带有对天人告谴说的驱魅。

  王充提出，因为这种“运气”之灾不由政治造成，所以其应对方式是“不改政治”，保持政治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现行政策。并且，干旱、洪水、地震、蝗灾等灾害会严重损害民众的生计。灾异的实际影响比其象征义涵更值得统治者关注，对灾异应该“救赴之得宜”：任用专家，有的放矢地实施赈灾，救济人民。正如生病求医，赈灾是顺应自然的补救之举。如面对洪水，应请禹这样的专家来治河，而不是祷神或改变政治，如《顺鼓》说“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

  面对蝗灾，应组织吏民挖坑道，引诱蝗虫入内消灭，而不是相信蝗灾是“天”对官吏苛刻的警告，去责罚官吏，如《顺鼓》说“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商虫》说“或时诸虫之生，自与时气相应，如何辄归罪于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会，非常之虫适生，贪吏遭署”。他主张着眼民生，对症下药，积极主动地应对灾害，妥善处理其后果。

  物象变化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即政治导致物象变化。王充的逻辑是，宇宙万物皆由阴阳之气构成，清明、公平的政治会使气“和”，腐败、不当的政治会使气“变”，和气形成祥瑞，变气形成灾异：“瑞以应善（政），灾以应恶（政），善恶虽反，其应一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阴阳之气，天地之气也，遭善而为和，遇恶而为变，岂天地为善恶之政，更生和变之气乎？”（《讲瑞》)“顾可言人君为政，赏罚失中也，逆乱阴阳，使气不和；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谴告》）可见他相信由政治引起的物象变化也是“运气”之变动聚散。

  寒温和旱涝，仍然一定程度上是君主行为引起运气的变化造成的：“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案书》）对政治引起的异象，王充强调，君主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一方面，革政会调节元气，通过同类相感，使气由“乱”转化成“和”。这相比于方术、巫咒、祭祀等种种习俗更奏效。君主往往沉迷于这些违背事理的习俗，这不可取。

  宋景公持“三善言”便解除荧惑守心，王充指出这一传说不可信：“不改政修行……安能动天！天安肯应？”（《变虚》）又批评晋景公“素缟而哭”疏通河水：“使其天变应之，宜改政治。素缟而哭，何政所改而天变复乎？”（《感虚》）王充认为，改变政治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是政治衰微时君主应当采取的积极做法。

  另一方面，重振政治尽管不能影响所有的灾变，却能“厌合人意”：君主反省自身，检讨己过，能安抚受惊之民心，满足他们对君主的期待：“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以俟其时，无恻怛忧民之心。”（《顺鼓》）君主对灾异无动于衷，表明君主没有恻隐忧民。在难以区分“政治之灾”和“无妄之变”的情况下，一味对灾异听之任之，就意味着君主的无所作为。

  修政改行不失为君主表露改过自新之态度的方式。如害虫吃庄稼，王充提出，惩罚害虫象征的官吏，未必真能止虫，而是为满足民心：“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然而为之，厌合人意。”同理对止雨也应如此：“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顺鼓》）王充提出这种应对方式，仍然着眼于劝君和慰民。

  物象变化包含的第三层含义是“礼俗”。汉人相信，通过祭祀等手段，人可与天地、鬼神沟通，获得后者的保佑，消除灾害。以礼俗观念对待灾异、用礼仪禳除灾异，是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也是汉代灾异学家的常见论述。这种信仰本质上是天人交感论，对此，王充首先表示质疑。他的理由是，物象变化由运气造成，无关鬼神。鬼神不能控制物象，向鬼神祷告是无用的。如“雩祭”行为并不能促成降雨，“鼓社”不能停止降雨。商汤的祈祷亦无法消除旱灾（《感虚》)。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往往又一转话锋，转而论证这种民俗符合于“礼义”，解释礼的观念原由，指出这种礼义具有合理性。

  最终，他会对禳灾礼俗表示一定的同情理解。王充提醒那些批判礼俗的人：礼俗自古以来形成的人伦义涵，远比其实际功效重要。【2】在《乱龙》篇，他介绍了董仲舒所持一种关于设土龙以求雨的理论方法。王充强调这种方法能成立的理由是“以礼示意”的四种含义。“虽知（土龙）不能致雨”“虽知非真”“知其不能动雨也”，他仍然相信这套做法有礼义上的合理性。

  土龙求雨礼俗不在于是否真能招致降雨，而在于“顺气应时，示率下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就像用仿真陪葬品殉葬，为了表示尽心）、“礼贵意象，示义取名”——皆表达了礼的伦理义涵，凸显君主侍奉天地神灵的虔敬之心。尽管天地神灵不一定能影响降雨，但君主对之崇敬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无论降雨属于“政治”还是“无妄”，君主都应该实行雩祭来求雨。这不仅是因为雩祭或可调和阴阳（“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更重要的是：

  政治之灾，须耐求之，求之虽不耐得，而惠愍恻隐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于子，孝子之于亲，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药。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无益，然终不肯安坐待绝，犹卜筮求崇、召医和药者，恻痛殷勤，冀有验也。既死气绝，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复，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变，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明雩》)

  祈祷求雨的仪式（“耐”）虽然未必奏效，却足以显示君主对人民的恻隐之心，就像孝子明明知道父亲的病是不治之症，仍应求神祈福、求医问药。主政者施展仪式，满足人民渴求降雨的愿望。

  “运气”“政治”和“礼俗”的含义，分别指向“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改政修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灾方法。这些方案中虽有矛盾之处，但皆寄寓了劝导君主、安世济民之意义。

  首先，大部分物象变化来自于“运气”。王朝清明之时，君主不需改变现行政策来应对灾异，而应设计赈灾救民的具体方案，保持政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其次，一部分物象变化来自“政治”，发生于王朝衰落之时。更正政策能调整气之运行，使之由“乱”转“和”，影响物象变化。此举表明君主对人民的恻隐之心，显示其表率作用，安抚民心。

  再次，物象变化存在礼俗层面。禳灾习俗具备源远流长的礼义。君主采用礼俗，表达对神明虔敬惶恐及爱民如子之心意。这是君主尊重礼俗传统、与民达成共识的手段。物象的三种义涵及其各自应对方式都着眼于民生、民心，是王充希冀劝诫君主的内容。王充相信“大道难知”（《顺鼓》)，自己无法彻底了解万物运行之理。因此告示君主，这些消灾手段能尽可能地抚慰民心、安定政治、整合社会。他的分析区分了应灾手段的实际功效和伦理价值，并强调君主不可漠视后者。

  四、对“变复之家”的双重态度

  王充对物象变化的复杂理解，还体现在他对“变复之家”既批判又认可的双重态度上。《论衡》屡屡提及“变复之家”及他们的“变复之道”。“变复”指改变异常现象、使之恢复常态，“变复之家”指用某种办法消灾的行家。【3】“变复之家”会提醒君主通过改革政治或实行祭祀以消灾。这类做法在东汉社会颇为流行。【4】王充多批评这种人做法、观念之谬误。“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遭虎》)，“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商虫》)，他分别批评了“变复之家”认为奸诈之功曹会招致虎食人，及官吏苛刻会招致虫食谷的观点，强调虎食人、虫食谷都是“运气”所致，自然形成的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并不完全否定“变复之道”。相反，他称真正的“变复之道”是圣人之道。他所批评的“变复之家”的做法，其实违背了“变复之道”。王充理解的“变复之道”，是一种相信物类之间存在感应的观点：

  尧、禹治洪水以力役，辇者治壅河用自责。变同而治异，人钧而应殊，殆非贤圣变复之实也。凡变复之道，所以能相感动者，以物类也。有寒则复之以温，温复解之以寒。故以龙致雨，以形逐景（通“影”），皆缘五行之气用相感胜之。山崩壅河，素缟哭之，于道何意乎？(《感虚》)

  辇者欲除黄河之堵塞，却让晋伯宗穿着丧服对黄河哭泣，这种做法不符合圣贤的“变复之道”。“变复之道”指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动，如天冷就用温暖的事物去消除寒气，使天气复原。所以用龙招致下雨，用形体赶走影子，这都是因为不同属性的五行之气相互感应、厌胜的缘故。万物之间同类相感、异类相克，“变复之道”顺应万物这种性质，由此驱使物象变化，消除灾异。“以龙致雨”利用同类相感，“以形逐景”利用异类相克。

  物类相感的观念由来已久。王充在《告谴》篇中提出了“凡物能相割截者，必异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气者也”（凡东西能相克的，必然性质不同；能相辅相成的，必然元气相同）的主张，这是他认可“物类相感”的一个脚注。他认为，天不会以物象变化谴告君主。退一步说，如果天会谴告，天希望抑制君主所为，那么他一定会产生与君主行为“气质”相反的物象变化，来警告君主。但如今“变复之家”所提倡的谴告学说，多认为天借以谴告的物象变化与君主行为同气同类。

  同气同类的物象出现，表明天在鼓励君主所为，没有警告之效果，违背“异类相克”的变复之理。如，变复之家认为君主“用刑非时，（天）则寒；施赏违节，则温”，以此为天之谴告。但王充认为，如果天真有谴告，那么天必当遵循“异性相克”之理：“用刑非时，刑气寒，而天宜为温；施赏违节，赏气温，而天宜为寒。”王充假设了天降谴告属于一种“变复”行为：天以气类相反的灾异作警告，“改变”君主行为、使之“恢复”正轨。在这背后，正是物类相感的原理。

  王充认为“变复之道”是差强人意的：尽管这种对物象变化的解释或许不符合自然之道，但却能符合因果的事理。【5】这比天人告谴学说或祭祀巫术更有效、更可行。有人持这种观点：“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寒温》）王充对此并不否认：“夫比寒温于风云，齐喜怒于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寒温》)。

  他认为，虎啸则山谷起风，龙兴则成云下雨，这都是特定事物之间、一定范围之内的物类相感现象。风从山谷中产生、云雨在百里内兴起，要是在其他山谷和地方就不会有风雨出现。王充反对的是将这种局部、具体的现象扩大化、普遍化。他批评了认为奖赏或惩罚时天气就应该温暖或寒冷的观点，并反问：齐和鲁接壤，如果齐施赏而鲁施罚，难道齐就会暖，鲁就会寒吗？这显然不可能。

  又如《感虚》载邹衍被燕王冤枉入狱，悲愤长叹，竟使夏五月降霜。王充指出此为虚妄：“变复之家曰：‘人君秋赏则温，夏罚则寒。’……寒温自有时，不合变复之家。且从变复之说，或时燕王好用刑，寒气应至；而衍囚拘而叹，叹时霜适自下。”他表示，虽然变复之家“天气寒温由君主赏罚引起”的看法是错误的，但若姑且信从，真相应是燕王的用刑给夏季带来寒气，邹衍被拘时，寒气又正好形成霜降。换言之，此事可能是物类相感和自然偶成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他没有完全否认变复之说，认为其瑕不掩瑜，可“且从”。可见，变复之说在具体个别事物之间的通感可以成立，但一旦超出一定范围，就会失去效力。

  王充对“变复之家”的观点持辩证态度。《论衡》批评“变复之家”的原因在于，他们违背圣贤的“变复之道”，不重视“同气共类”的物类相感，只顾强调政治，认为灾异是天的谴告：“变复之家，以久雨为湛，久旸为旱。旱应亢阳（指君主骄横），湛应沈溺（沉湎酒色）。”“变复之家，见变辄归于政，不揆政之无非，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只取灾焉！”（《明雩》)“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寒温》）

  王充批评的是一种基于谴告学说的咒术实践，如天谴告赏罚行为之不当而产生寒温现象。他肯定物类相感，否定灾异谴告：“今薪燃釜，火猛则汤热，火微则汤冷。夫政犹火，寒温犹热冷也。顾可言人君为政，赏罚失中也，逆乱阴阳，使气不和；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谴告》）君主为政、赏罚不当，扰乱阴阳之气，造称气候变化，王充称之为“顾可言”——姑且可成立。

  有意思的是，有人问王充，西汉的谷永为何善于根据君主行为解说灾异，且预言屡中？王充回答，“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终始。履霜以知坚冰必至，天之道也。子云识微，知后复然，借变复之说，以效其言，故愿贯械以待时也。”（《谴告》）变异本来有征兆，阴阳万物本就有始有终。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这是自然的规律。谷永能看出变异的苗头，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就借“变复”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话，称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

  王充认为，这是“以心原物”、推类致知的认识方法，即“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知实》)、“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实知》)。一方面，可根据事物的征兆，经审察、分析思考，而推知事物发展的一定轨迹。另一方面，在同类事物的范畴中，通过类比的方法来知道另外事物。同类事物具有一定共性，是类比的基础。由此王充解构了灾异告谴理论，揭示其本质是“见微知著”“占大以小”的类推认识论。

  在上述说法中，王充认为“变复之说”是可以“借用”的，物类相感之说可以用来规劝政治，这是董仲舒、谷永、京房等贤哲之人感化君主的方式。他们这种正君爱民的本心需要被理解。王充指出许多“变复之家”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天”的含义：在他看来圣人所言之“天”并非人格实体之天，而是圣人之心：

  《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于贤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则天德也；贤者之言，则天言也。大人刺而贤者谏，是则天谴告也，而反归谴告于灾异，故疑之也。《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诸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验古以今，知天以人。……《诗》之“眷顾”，《洪范》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不信圣人之言，反然灾异之气，求索上天之意，何其远哉？世无圣人，安所得圣人之言？贤人庶几之才，亦圣人之次也。（《谴告》)

  “天德”是圣人的道德，“天言”是圣人之言。圣贤借“天”说话，为了表明所说并非一己私心，而是出于天意，目的是教化无道之君，使愚笨者戒惧。按变复之家所说“天”能谴告，则“天”欲谴告的具体信息，都通过圣贤之口表达出来。君主不应执着于领会遥远的“灾异之气”，而应重视采纳近侧的贤者之言，领悟其虔敬天神、爱民如子之心。灾异现象被言说，出发点是圣贤之用心；说变复者希望传达的是圣人安世济民之道。这都是君主需要理解的。

  尽管对“变复之家”多有批评，王充认为物类相感的“变复之道”大体上成立——他用“且从”“顾可言”“可矣”等说法表示其差强人意。“变复之家”将变复的物类相感原理夸张为天刻意谴告，违背了自然之理。但同时，王充认识到在董仲舒、谷永讲解“谴告之理”的背后，是他们匡扶朝政的努力。贤哲表达济世安民之道，劝诫君主，托之以天意，彰显了古今一贯的圣人本心。对此，君主既要明了“变复之道”的实况原委，做到不沉湎于咒术、不被迷惑；也需纳用身边贤哲的意见，而不是聚精会神于消灾之道，盲目地探求渺茫“天意”所示。

  王充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义涵的物象阐释，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也造成论述的自相矛盾。人的行为，大至政治、小至仪式，理论上都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影响物象的变化。这种影响以“物类相感”为原理，以阴阳运气为媒介。他将物象变化分为“无妄之变”与“政治之灾”。前者在“无妄之气”的变动下形成，是普遍的；后者由政治行为影响阴阳变化而造成，是特殊的。君主通过“修政改行”，可使气由“乱”致“和”，能消除“政治之灾”，但无法影响“无妄之变”。

  为了应对不同类型的灾异，王充赋予物象变化运气、政治和礼俗诸层含义，提出相应的对策。运气上，他要求君主“不改其政”而“救赴之者得宜”“救备其灾”。政治上，他要求君主“修政改行”。礼俗上，他要求君主遵循礼义以禳灾。从这种分类，可见王充劝君济民的用心：启发君主虔敬神灵、恻隐忧民之心，敦促君主尊重礼俗、安抚民意、为民表率，源于先秦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传统。王充认可“物类相感”的“变复之道”，批评变复之家的谴告之说。他亦伸张后者代言天意、借天伸民、传承圣贤的心意，提醒君主应重视其意见。这一系列做法体现了王充对物象变化原因和“天人关系”的复杂理解，也显示了他匡君化民的教导主张。

  注释

  1Esther Sunkyung Klein，Colin Klein，Wang Chongs 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Asia Major Third Series，29 (2)，2016.参考徐英瑾：《王充的〈论衡〉是一部自相矛盾的哲学文本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2大久保隆郎对比桓谭和王充的祭祀观，认为后者改变了前者彻底否定鬼神和祭祀的做法，论证祭祀的必要性，是为了强化礼俗对道德修养的作用，以此重建社会秩序。大久保隆郎：《桓譚と王充Ⅲ—祭祀觀の繼承とその展開》，《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人文科學部門32-2，1980年12月。

  3靳宝指出：“‘变复’就是通过占卜、采取善政而消除灾变”，“我们可以推测西汉时‘变复之家’还没有形成。而东汉时人在论述灾异时常提及‘变复’。”靳宝：《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深圳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作者认为王充全盘批判“变复”，不确切。

  4东汉朝中后期重视灾异，对“贤人”的判定标准之一就是掌握“变复之术”。参考《后汉书·方术樊英传》《周举传》《杨赐传》《郎顗传》。

  5山田庆儿在研究北宋赞宁《物类相感志》一书时认为，中国古代“物类相感”思想的发展轨迹大致是从阴阳五行的气论，转向以经验、实践和技术为基础的科学认识。他提到王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王充不否认天能使人和物运动，但不认为人和物能够对天呼吁、使天运动”，“无疑显示了从咒术到科学的思考的进步”。参考[日]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王文亮等译，《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

• 对天文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认真看看

  作者：hhy 发布时间：2010-07-09 03:54:12

        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本天文入门书吧，从此书中才真正了解了天文学现在在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和将要干什么。

     读第一遍时，由于在高中，有些内容还并没有真正理解透。后来在南大物理系系统了学了普通天文学，再回顾了一下，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理解。

     总之，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写的很全和而且讲得深入浅出，如果大家有兴趣再深一步的了解还是推荐看《astronomy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