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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susu 发布时间：2013-04-28 23:01:34

  满月妈妈就开始给我读了，跟我同一天生日的阿姨送给我的礼物

• 作者： zkzk008 发布时间：2020-06-02 22:23:46

  读完才发现买的不是高阳版的，写的就很电视剧化

• 作者： 易璟笙 发布时间：2022-11-18 04:09:02

  一看评分大家都是上网校用的，挺好的哈哈哈。就是如果纯自学的话，全书的西班牙语说明对初学者不大友好。

• 作者： 阿德 发布时间：2014-03-26 19:06:11

  和《启示录》一样，可以不同阶段重看

• 作者： shumi2 发布时间：2016-11-15 23:01:55

  《世界海军译丛》第一册。还要重新琢磨琢磨再来评论美海军的科技树。269页注释中的Tora、Tora、Tora，应该是“虎、虎、虎”的意思，不是“律法”

• 作者： 比远方更远 发布时间：2020-11-07 09:55:40

  “任何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却是有用的。”（博克斯）数据模型建构着数字化的“相关性”——更为泛在的混合关系，终将“吞噬”实体化的一切，迎来“数人”世纪……

• 第一楼头看月明

  作者：sarge 发布时间：2009-09-06 10:10:36

     “惊寒欲问今何昔，第一楼头看月明”，这两句诗略有沧桑之感，但于清寒之中有股豪气，把这首诗所赠与的对象的传奇色彩和才气锐气展露无遗，她写的最有名的一个戏是《新白娘子传奇》：）当然，最好的是一部叫《天下第一楼》的话剧。这也是这位号称中国当代第一女剧作家何冀平新出的剧作集的名字。

  　 关于话剧《天下第一楼》，我小时候在电视里看过录象，是第二幕里的一段，就是宫里的哈执事买鸭子的一段，是我最早有印象的话剧；这两天一口气读完包括《天下第一楼》这六个剧本，感觉权当看了六部话剧，聊以自娱，如同《围城》里边三闾大学那个老处女范小姐一样，“这儿的地方戏院不演话剧，她就把现代本国剧作家的名剧尽量买来细读。对话里的句子像：“咱们要勇敢！勇敢！勇敢！”“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干脆！”“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么？”她全在旁边打了红铅笔的重杠，默诵或朗诵着，好像人生之谜有了解答。”

  虽然动机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很久看不到话剧才买的剧本却确实是真的，看的的时候也确实时常念念有词。

  　 “好一间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

  　 当最后看到了《天下第一楼》的结尾的时候，感觉好像这戏还没有完，这部继老舍《茶馆》之后影响最大的老北京话剧，在纸上看的时候就已经生生托出一个老北京市井风情的氛围，再加上谭宗尧、林连昆等大腕游刃有余的演绎，即便是惊鸿一瞥，也已技惊四座，可惜谭宗尧已逝，此成绝唱，再也找不到那样的北京人演那样的北京戏了。

  　 但幸亏戏还是留了下来，戏重要的是结构、语言、节奏，在伍迪.艾伦的电影《百老汇上空的子弹》里有句经典的台词：“问题在于你的剧本不说人话”，也许这就是戏剧的特点，没有特写镜头或者平行蒙太奇，主要靠语言来塑造人物，卢掌柜的精狠、唐家二少的横蠢、王子西的庸碌、常贵的灵实，对人物塑造把握的老辣使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子之手，

  　　“门前是什刹海，开窗能看见银锭桥。

  　 冬天的夜晚，飘着小雪，响着梆子声，店堂里烧着红红的炉火，一碗肉汁四溢的面条，那面梳得像美人头上拢好的发丝，一丝不乱。作料，要自己添，大葱、蒜泥、青辣椒，有张贴纸写着：‘要甘、要酸、要苦、要淡，自取随便’”。（《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就一个生长在北京城的女子，幼年与莎士比亚剧集为伴，年少时在黄土高原写戏给农民看，三十出头就写出《天下第一楼》，“戏梦人生”，仿佛是对这女子的注解，在声名如日中天的一九八九年又突然举家迁居香港，投身影视写作，《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她在香港生存下来，发展下来，并且又开始创作话剧，成为香港话剧的重要剧作家，但她的笔还是在描写老北京的时候最灵动。

  　 在短短的时间内把矛盾充分展开、激化，最后达到高潮，这中间最难的是节奏的控制，何时急，何时缓，开始是谁在垫场烘托，到关键的时候又是谁出来充当这个戏眼，看何冀平的剧本，到最后一幕，总有泼喇喇大厦即倾的感觉，这震撼相信在剧场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读文字倒老感觉好像还不够长、不够周到的意味。而每部剧作后头的小记弥补了这一点，何冀平的文字也写得非常有味道。

  　 “‘五子行’，多数没有文化，满肚子不为人知的学问，像一坛深埋在地下的陈年佳酿，就要随风化为泥土。自古留名皆将相，什么地方有他们的姓名？！

  我要为他们立传。”

  　 文字读来颇有史笔的味道，有这么大的胸襟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吧，何冀平的剧本里人物存在在她独有的幻想世界里面，有着独立的思想，有时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残《还魂香》、德龄《德龄与慈禧》），有的是看破红尘，（《天下第一楼》修鼎新），还有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干净”（青龙子《还魂香》）。

  　 能写戏的人靠的是磨练，还是靠天分？从何冀平这个例子看是天分多一些。戏剧限制似乎更多，有空间、时间的限制，但诚然戴着枷锁跳舞往往又能带来神来之笔。看着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在方寸舞台上神出鬼没也是种快事，灯起上，追光下，这边是说书人（《烟雨红船》）、传旨太监（《慈禧与德龄》）或娓娓道来，或木然宣念，推波助澜，最妙的是《还魂香》里的黑妞白妞，诚然如作者所说“我写戏先找亮点，从最喜欢最有感觉之处入手”，《老残游记》里的一对玉人“清而不寒，秀而不媚，如人中神，曲中仙。”被贯穿在戏的始终，最后点题，

  　 “白妞：那些人只知道我们姊妹黑白颠倒，不知道世事才是黑白颠倒呢！

  　　打起梨花简。

  　 《还魂香》曲起。

  　　红尘白浪两茫茫，

  　　百年浑是戏一场。

  　　南柯一梦终须醒，

  　　世间哪有还魂香？”

  　　怎一副玲珑的心肝！

  　 前几天有个北京的朋友来看我，说起前几年在北京看话剧的事情，他提到1998年圣诞节我们都看过的一部话剧，是赖声川导演的《红色的天空》，那天他带着女朋友去的，我是一个人去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林连昆的表演，还有散场后灯光闪亮、黄黄调子的王府井。

  　 这次我们回忆起来，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毕业后认识个家伙，聊天的时候说他也是那天看的《红色的天空》，看完之后觉得他喜欢上了话剧，于是就把很好的工作给辞了，跑去搞话剧去了，现在是北兵马司胡同某个剧场的管理人员。我们这些仍然循规蹈矩的人都有些感慨，颇有“人生如戏，戏成人生”之叹。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天才，但是如果真正喜欢真正去做相信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何冀平的戏，有些也并非没有瑕疵或者我不喜欢的地方，而且才女对能力、成就自信很足，这点从扉页的介绍和吴祖光写的前言当中，以及作者每部话剧后边附的小文当中就能看出来，当然也可能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所以看了可能有一点点的想法。但毫无疑问我看到了一本好书。

• 转载破土：岌岌可危阶级：一个虚假的概念

  作者：Rosella 发布时间：2017-12-06 22:28:21

  本文出自《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第84期，2013年11-12月。作者Jan Breman教授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研究院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资深社会学家，长期从事亚洲国家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本文主要论点为：对当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岌岌可危阶级”（precariat，这个词由precarious和proletariat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因此译为岌岌可危的阶级，意指这个阶级不稳定的雇佣状况，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之虞）概念进行批判，主要针对Guy Standing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作者通过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词源和界定的分析，指出这一概念在描述资本主义现实方面的局限性。译者：赵超。

  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非西方国家或地区都将跟随西方的步伐，这一见解一直是主导的发展范式。 经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欠发达世界”将复制发达国家在19世纪的经验：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消费。然而，在拉丁美洲、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这些地区，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业用地，进而导致涌向城市的游民没有充分的就业岗位。但即使如此，大家仍达成这样的共识：城市生活本身就将帮助他们找到就业机会。他们必需暂时依赖于可以得到的低收入工作——往往是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蜗居在市郊或城市空地临时搭建的住所里。这些蓬勃发展的非正式产业最初常常被视作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最终将随着工业化不断吸收劳动力而消失的缓冲区，并最终走向成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向上的流动罕有发生，成千上万的人群或者仍然滞留在他们所塑造的非正式经济部门中，或者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和贫困的农村之间摇摆流动，形成一个巨大的岌岌可危的（precarious）的劳动阶层。

  现在看来，反而是西方在紧随非地区的步伐，陷入越来越不安稳的工作环境。自1970年代以来的每次衰退，都伴随着长期的高失业率、私有化和公共部门的财务削减，不断削弱着北美、欧洲和日本劳工的地位；因为厂房的搬迁和自动化，以及非组织化的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发展，工业劳动力数额不断缩减，工会运动一步步被掏空；中国的崛起，使得成千上万的低薪劳工进入了全球劳工市场，再加上贸易的全球化，工资和工作条件进一步被压低。兼职、短期合同工以及概念含混的自主创业比例，都在不断提高。关于发达经济体中的非正式和岌岌可危的工作问题，已有一大批相关的研究文献。那么这对于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之外地区（也是大多数人口聚集地）的工人来说，又有何影响呢？这是否可以视为全球发展的一般趋势，亦或需要对特定经济体进行比较研究？改变劳动力雇佣模式，其政治影响又是什么呢？以及我们所讨论的是否是一种新的现象？

  Guy Standing自1975年便就职于国际劳工组织，直到2006年作为经济学家，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值得我们关注。虽然他近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西方世界的劳工状况问题，但他对于南方国家多数人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的岌岌可危状况十分了解；数十年来，在各种国际研讨会和其他国际会议上，他一直积极参与讨论工人在面对非正规经济时的脆弱性问题。他1978年与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首部著作是关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参与率的学术论文，此后又对牙买加、圭亚那、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Standing负责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研究，对新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提出怀疑，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同时伴随着失业和财政危机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研究转向俄罗斯，为国际劳工组织编著了《寻找灵活性：苏联的新劳动力市场》（In Search of Flexibility: The New Soviet Labour Market ，1991），随后又出版了《重组劳动力市场：南非的挑战》（Restructuring the Labour Market: The South African Challenge ，1996）。

  过去的十五年里，他又出版了三本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著作：《全球劳工灵活性》（Global Labour Flexibility ，1999）、《超越新家长制》（Beyond the New Paternalism ，2002）和《全球化之后的工作》（Work after Globalization ，2009），这三本著作都处理了类似的主题，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数据分析，以一种批判性的波兰尼视角研究了自战后“法规监管”（ statutory regulation）到1975年之后“市场监管”的转变轨迹。Standing定义了劳动保障的七个方面——充分的机会、防止解雇、防止去技术化、健康和安全监管、培训、稳定的收入、代表制——所有这七个方面都在这个新的时代遭到破坏。他还明确指出“社会收入”的六个组成部分——直接生产、工资、社区支持、公司福利、国家供给、私人/食利者收入——每个组成部分对于不同的群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他认为，全球化创建了一个新的阶级景观，其中包括七个轮廓清晰的社会阶层。2002年的《超越新家长制》将“弹性工人”（flexiworkers）视为重要的群体；7年之后的《全球化之后的工作》用“岌岌可危阶级”（precariat，这个词由precarious和proletariat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因此译为岌岌可危的阶级，意指这个阶级不稳定的雇佣状况，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之虞。）取代了“弹性工人”这一概念，当时这一概念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Standing提出一种补救的方式，也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贯主张，即要求一种新的“天堂的政治”，通过确保普遍的基本收入来实行。

  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岌岌可危阶级》，部分的目标便在于向所谓的“外行读者”介绍这些主题。但本书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说法：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即全球化的岌岌可危阶级。Standing再次强调，由于全球化的推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劳动状况进一步趋向弹性化（Standing对于这个委婉的说法十分憎恶），进而导致旧的阶层划分进一步碎片化。岌岌可危阶级被他安放在七大阶层的下半部分。在这一阶级之上的有精英阶层（一小部分极端富裕的全球公民，他们坐拥亿万资产，掌控全球命脉，影响力遍及各国政府）；工薪阶层（在大公司和政府担任管理工作，仍然享受着稳定的全职工作、退休金和带薪假期）；一些小部分掌握熟练技术、享受高回报的自营业务顾问和专家们；以及旧的工人阶级的残余。而位于“岌岌可危阶级”之下的是失业者和最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彻底不适应社会、只能依赖于拾荒、乞讨而生活的人群。”

  Standing定义的“岌岌可危阶级”涵盖所有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们，这些工作不能帮助他们构建理想的身份或事业，其中包括：临时或兼职的工人，分包的劳动者，呼叫中心的雇员，各种名目的实习生等。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典型的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只能为了生存选择出卖劳动力。但Standing明确表示：“岌岌可危阶级”不属于“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他对后一个概念做出了严格的定义，认为工人阶级仅限于“拥有长期、稳定和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人们，他们按照既定的路线获得升迁，拥有工会组织和集体协商权，他们的父母能够理解其职务头衔，而他们也熟知自己本地雇主的名字和特点”。尽管他承认，根据英国调查，处于25岁到34岁年龄段并将自己界定为“工人阶级”的受访者中，将近三分之二恰恰部分因为自己从事岌岌可危的工作，才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但Standing却认为这是一种身份混淆。过去所创造的概念，似乎并不能表达他们的困境。而与此相反的是，“岌岌可危阶级”这一概念描述了“工人阶级”概念所没有包括的东西。Standing再次列举了7种劳动安稳的形式——“岌岌可危阶级”一种都不具备。在取得“社会收入”的六个要素中，“岌岌可危阶级”主要依赖于工资收入。由于缺乏基于工作的身份认同或对团结的劳动共同体的归属感，其心理可以用四个单词进行归纳：愤怒、失范、焦虑和异化。

  从人口统计学来看，这一正在形成的阶级成员分布极不均匀。“岌岌可危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女性，Standing写道，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不安稳的工作环境是“原因还是结果”；男性则更容易体验到“岌岌可危化”带来的地位丧失。青年组成了这一阶级的核心，往往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接受没有出路的工作；但随着养老金的削减，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开始加入这一阶层。不仅移民构成“岌岌可危阶级”的巨大组成部分，那些不享受公民待遇的普通居民，也“面临着成为岌岌可危阶级的危险”。Standing将“工作”定义为广泛类别的人类活动，其中包括社会再生产和为了获得工资的“劳动”。借此概念他描述了大量时间由于为了找到劳动机会而被花费在申请不稳定的工作上——包括通勤、排队填表、回答问题和获取证书，甚至要经过更复杂的程序来获取保留自己适度的权利和福利。这使得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用于维权诉讼，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紧张。

  总结的章节中对这一“新阶级”的政治倾向进行了探讨。Standing指出存在着“坏的岌岌可危阶级”，他们对于政府利用财务开支帮助银行家们感到愤怒和痛苦，他们轻易受到对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怀旧思想的侵蚀，他们被认为是“民粹化的新法西斯主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好的岌岌可危阶级”，他们更加年轻，没有对于充分就业年代的记忆，他们所支持的政治议程也跟Standing自己的观点相似：实现一个“天堂的政治”，确立普遍的基本收入、终身教育、移民的居留权、合作社和对工作的重新激活，推动“更加平等的进程”在五个关键资源上实现——包括经济安全、时间、空间、知识和金融资本。现任政府试图这样来处理这一初露头角的“危险阶级”，他们推行监控、工作福利制和对移民和失业者的妖魔化，在Standing看来，这些政策更有可能加深不稳定因素，将这些人推向极右翼阵营的怀抱。中左阵营必须放弃“劳工”的利益和僵死的生活方式，这些已经维持了太久的时间：“新产生的社会阶层是“岌岌可危阶级”，除非世界进步人士能提供一个政治的天堂，这一阶层将难于避免将社会置于危石之下的引诱。”

  很多概念在Standing的著作中频繁出现，如今又以更加俗气的形式被重新包装——副标题上写道：一个新的“危险阶级”正在显现。那些希望获得一些新的有用分析的读者将会感到失望：事实和数字十分之少，主要由来自英语国家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卫报》和《经济学人》——上的事例组成而不是国际劳工组织庞大的数据库。

  不论是写作风格还是写作方法，《岌岌可危阶级》一书读起来都像是一份来自学识渊博者的建议碎片。尽管其声称“岌岌可危阶级”是一个全球阶级，其重点仍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Standing的多数例子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当然，书中不时会有一段关于遥远地区的描述，尤其是关于中国，但很快我们就被带回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这些核心地带的人们自从二战后就早已习惯了生活和工作将越来越好的想法，但在近几十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急剧的恶化。

  “岌岌可危阶级”这一概念来自哪里？其词源来自拉丁文precari，意识是：乞讨、祈祷、恳求；进而拓展为不安全、依赖于他人的青睐、不稳定、面对危险以及终身的不确定性。在19世纪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中就包含劳动的不稳定这一条件，按照《共产党宣言》对于生活不稳定性特征的描述：由于被剥夺了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工人必须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存。而在天主教传统中，“岌岌可危阶级”也同时也意味着由捐赠所建立的秩序。1990年代，在法国，“岌岌可危阶级”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那些无隔宿之粮的生活状况，其中包括忍受高失业率的年轻人和从事“麦克工作”（原文Mcjob，意味着类似麦当劳雇佣的低薪劳动者）；这一危险的气氛由于1995年的大规模抗议而被加剧。在意大利，2001年热那亚抗议八国集团峰会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词“il precariato”——这个词将“不稳定”与“无产阶级”结合在了一起。这个词最初被后工运主义的激进分子在米兰的一次活动中提出作为口号，那是在2004年五一期间组织的临时工抗议活动——但正像他们中一个成员在youtube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出的：“岌岌可危阶级是一个社会话题，一个社会阶层，一个阶级，一种分类，一种组合还是一个世代概念，谁在乎呢！”

  此后，对于岌岌可危阶级的评估，必须关注其所包含的一个新颖说法：岌岌可危阶级是一个新的全球阶级。然而目前那种认为临时和兼职合同将塑造一个单一阶级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这一阶级被认为在利益上根本区别于全职或有工会组织的劳动者，连Standing本人都对这一观点不太当真。有一次他写道“岌岌可危阶级”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而在其他语境，他则认为这一“正在形成的阶级”可能会容纳“所有人”在内。Standing不愿采用通常的阶级概念，或者使用自己赋予新含义的老术语，其动机在于他对所谓“正统劳工主义”的敌意。所谓“正统劳工主义”，他并不是指通常所认为的改良派派工会主义，而是“拥有长期稳定保障的就业岗位”的“福特模式”。

  事实上，Standing所描述的现象确实构成了劳动管理体制，或者经济的组织形式，但绝非社会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就业模式。由于Standing的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二战后的历史时期，其资料来源也主要依赖于对全球劳动力情况的片面调查资料，例如, Marcel van der Linden在关于20世纪中期部分人口收入的调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进而导致Standing的论断缺乏历史深度。所谓的“标准雇佣合同”实质上是冷战期间西半球劳动与资本达成新平衡的结果。本质上，这一新的雇佣标准使工人附庸于资本，以换取稳定的工作和自己及家人的适度生活水平。那种认为即便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享受着全面的生活保障的想法，实质上不过展示了对于真正工人阶级状况可悲的无知。有人可能会对社会民主主义是否成功驯服了资本主义展开狡辩；但没有人会反对如下的观点，即：就业条款和条件的正式化，连同造就了福利国家的其它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一起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形成了一个对于工人们短暂好转的局面；也没有人会反对那些共同推动劳动力更加“灵活化”的力量，使得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进一步恶化。“岌岌可危阶级”这个概念概况就涵盖了这些人所处的状况。

  Standing所喜欢使用的列表——如此七项，如此八项等——在发现其原因或者甚至在时间排序和重要性排序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他所列举的导致西方劳工岌岌可危状况扩张的因素也相当常见：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压力；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的政治胜利；关于劳动力灵活性和削减“浪费性”公共支出的呼吁；传统的非工会产业、短期合同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扩张；由于中国、印度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世界市场而导致全球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三倍。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降低劳动力价格的策略成为发达经济体非正式的动力。Standing这种粗略的论调，忽视了对于特定国家经济的细微分析，对于其工业和就业状况历史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拓展我们对于“岌岌可危化”现象的理解。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转移情况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采取了不同的节奏；英国和法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情况也各有特点；在欧洲大陆，对于劳动力“灵活化”的推动至少比撒切尔和里根所宣传的时间晚了十年。

  同样，我们对于“岌岌可危阶级”的解释也不能仅仅基于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的随机例子，并简单地将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这种短视导致了Standing分析中的一个主要失误：尽管他声称发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层，但实际上一方面他放大了资本主义繁荣的历史飞地，另一方面则无视了更多地区工作条件远差于岌岌可危的事实。如果说这些地区的工人们没有进一步向下流动，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状况已经没法进一步恶化了。原则上，Standing应该将这些穷困潦倒的大众视作“岌岌可危阶级”的一部分，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超出了他补救计划的范围。Standing羞于在他的论述中给出数字，但岌岌可危状况的广泛分布我们却是十分清楚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3年全球就业报告中关于“弱势就业”（ vulnerable employment）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三——约为4700万人，而全球总数为15亿3900万人——的弱势就业发生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有2.47亿人，在东亚有4.05亿人，在南亚有4.9亿人。

  Standing估计“岌岌可危阶级”占据了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不过再次显示了他看待问题时的局限性。在印度，五亿劳动力中的百分之九十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寻找生计。在南半球，除了成年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儿童也构成了劳动力的来源，因为生存的压力迫使整个家庭必须断断续续地为之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庞大的、依赖于雇主雇佣的产业后备军。在这些非正规部门，“工作”、“工人”和“劳动力”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些巨大的岌岌可危人口并非没有层次区分的：非正式就业是一个多阶层的现象，是由多个层次剥削所构成的。无疑所有这些人都遭受着资本的压迫，但却是以不同形式进行的。这些不同的层次在应对行为和容忍度上也有所不同，某些层次的人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如何对他们所处阶级进行定性始终存在着争议，但无疑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复合型的劳动力阶层。

  毋庸赘言，这种危险劳动状况在南方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并非巧合地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就业的规范化表明了19世纪晚期开始的资本和劳动之间趋向平衡的缓慢改变，从而为无产阶级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然而，它导致了对于世界经济边缘区域更为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当殖民资本主义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真正取得进展后，劳动力不再是一个值得雇主们去谈判的稀缺商品了，就像一个世纪前正在经历第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西方世界那样。在被殖民的欠发达国家里，再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的工人阶级队伍能从工业化中受益。而他们对贫困和依赖性的摆脱也将被证明仅仅是个短暂的时期。当劳动法最终被引入时，法律的执行却充满了丑闻：受委托的政府机构利用他们的授权贪污酬金，而并不用于“保护”劳动者。雇佣关系规范化会带来好处，这种设想消失在了权力寻租的官员和政客的口袋中，这清楚地表明这种“不规范”不仅仅存在于就业当中，还涉及政府和政治，形成一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系列关系。在内陆的农村地区，那些由于没有或缺乏土地的穷苦大众，来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前景，低收入的非正式工作是他们永远的宿命。早在1970年代早期，这一情况就被那些在南半球城市环境里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所“发现”。二十年后，国际政策制定者们宣称，那些不稳定、不受保护的就业正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方法。1995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详细地论述了自由劳动力制度的推广将如何以及为何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能增加工人们自己的福利。对劳动力灵活化改革路线的青睐旨在鼓励更多更好的就业，但其结果是失业率的增长和资本收益的增加。

  简而言之，存在着绝非一种，而是很多种非正式/岌岌可危的劳动体制，，并且所有这些制度带来的灾难程度不尽相同。从中得出的教训也绝非如Standing所认为，对这些劳动者按照所受压迫程度的不同进行从高到低的等级排序，而是要在他们共性的基础上制定政治策略——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建立同盟，而不是挑动他们互相对抗。在人满为患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由于有偿工作的供不应求，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即劳动储备军屈服于诱惑，放弃合作而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努力争夺任何一个就业机会。基于职业身份基础的动员将越来越难，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对种族、种姓、肤色和信仰的自然忠诚。在印度有个悲剧的例子，当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厂被关闭时，15万名工人被迫从正式的经济部门挤入到非正式经济部门。巨大的就业竞争冲击最终导致了大屠杀，在州政府和印度教的共同参与下，信奉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在大街上被搜捕和屠杀。那些设法逃脱的难民们被迫离开他们的混合社区，在平民窟里寻找庇护。当就业的非规范化带来的冲突撕毁社会机体时，资本从来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尽管其负有主要责任。在市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危险的还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劳工种类？如果这一危险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又是对谁的威胁？增加劳动力“灵活性”的改革目标不仅仅是要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还要大幅削弱其集体行动的能力，而Standing对此却轻描淡写。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中制造人为区隔，绝非解决问题之道。

  作者：Jan Breman　来源：破土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