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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熊召正研究明朝历史的感悟笔记，文字简洁而到位，刻画了明朝的皇帝如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的大臣如张居正等，明朝的读书人如王阳明、方孝儒等，明朝的大太监如魏忠贤、冯保等，同时还叙述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这部书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权臣不一定是奸臣，好人不一定是好官，朱元璋是一个缺乏历史想象力的人，生不逢时的王阳明，古怪的海瑞······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者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剖析，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辑

003　　朱元璋与农民

013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

019　　朱棣与北京

029　　宣宗的《悯农诗》

039　　大玩家正德皇帝

053　　肚子里的小人

第二辑

065　　从剃头匠升官谈起

074　　孝悌的妙用

083　　君子与小人

091　　权臣并非奸臣

099　　另类男人

107　　座主

114　　木主

117　　助情花

122　　灯节

128　　丽江与木氏家族

137　　读了明朝不明白

第三辑

149　　读书种子

162 生不逢时的王阳明

178 皇帝与状元

191 古怪的海瑞

201 只有疏狂一老身

208 大笑大笑还大笑

223 张居正的为官之道

249 明朝大悲咒

熊召政，1953年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化学者，现为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出版小说、散文、诗歌、历史随笔、演讲集等三十余部。历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全票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期创作的《大金王朝》卷《北方的王者》，堪称一部“大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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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明朝不明白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萌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念头时，就有朋友劝诫我说：“你进入明史研究可得当心，那可能让你交上霉运。”朋友的话有几分道理，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中的禁区甚多。究其因，乃是明朝的社会形态，与今天的相似之处甚多。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许多阐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畅快地进行。但我觉得朋友的担心是多余的，社会毕竟在前进，许多禁锢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说，四十岁前，我对明朝的历史茫然无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以及永乐皇帝诛杀方孝孺等故事，都是我在少年时代接受的明史熏陶，它使我对朱明王朝的印象极为恶劣。我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开始静下心来，做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的断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思维的触角开始向上下延伸。说老实话，大量的阅读并没有让我产生快感，相反，许多疑惑像梦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追溯那些已经逝去的王朝，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规律大致相同。王朝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对社稷的领悟，对苍生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创立制度的动机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不但对于个人，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至关重要。

汉语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个字的组成，就会惊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么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个“疒”旁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来讲，丙属阳火，丁属阴火。阳火一旺，人就会生病，《易经》乾卦中第六，辞曰“亢龙有悔”，这个亢龙，就是阳火旺盛的飞龙，它虽然翱翔九天，引得万人瞩目，但它已经是一条有病的龙了。以此类比于国家，即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一个人要想终生不得病，养生要义就是去除体内的火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想平稳发展，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这去火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比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但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思贤若渴”的圣君形象。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的儒雅。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英，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比之朱家后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他的“亲民”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民”，并不是国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农民。他订立的国家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士族，他多有压制；对商人，他是侮辱大于鼓励。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管理国家是“意气用事”，但在当时，所有为他服务的官员莫不将他的圣旨奉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对精英的理解来选拔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的选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进了庙堂，而人才则终老于江湖。精英若想进入朝廷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尽管从一开始，明朝就发生了制度缺陷这样的悲剧，此后又爆发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可是，它为什么还会将政权维系长达二百七十七年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这是使我不能明白的问题。

                                             二

在各种明代的典籍与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的记述。这本书上记载：南京城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违反了朱元璋颁发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裤腿上镶缝了一道红布作为装饰，而不得不接受铡断双腿的残酷刑罚。而另一本书上则记载了又一个穿衣服的故事，明中叶以后，随着朝廷纲纪的松弛，南北二京，出现了不少的服妖。其时，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甚为流行。一条马尾裙的价格，数十倍于苏杭出产的好的丝绸。因此，拥有一条马尾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个官阶二品的工部尚书，不惜花重金买回一条马尾裙，倍加宝爱。三年来，只要在公众场合上看见他，身上必然穿着这一条马尾裙，即便上朝觐见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师传为笑柄。

穿着马尾裙上朝与穿一条用红布镶了裤脚的裤子，前者显然更加怪异。但是，前者的招摇过市，仅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两个被铡断双腿的年轻人，却给明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并不是以真理为坐标来规划自己前进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后又丧失真理，然后再寻找……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往往能校正一个王朝的错误，同时，也可以让某一个统治集团颠覆自己的理性。

尽管明朝帝国的创立者朱元璋，从一开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朴素的农民感情以及农民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猾，使他创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一切为了巩固朱家的皇祚，一切为了底层百姓的实际利益。不过，他对农民的感情，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个人自由领域，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钳制。他厌恶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让他终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这样一些心态让他的治国方略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所以开国之初，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气。

但朱元璋的错误在于，他将“民”与“士”对立起来。孔圣人从治国的角度讲述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这句话，古代的当政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是“驭民之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一样来驾驭，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专制的表现。朱元璋尽管亲民，但他并没有放弃统治者的傲慢。而且，他还将这种傲慢从民众移植于士族。中国的“士”，主要由读书人组成，不同于今天的是，古时的读书人，多半是有产阶级。因为，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亦是贵族精神的体现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可以对皇权起到抑制与抗衡的作用。我认为，“士族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特征是讲求社会的稳定，人格的尊严。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所以，后来的“士”，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不放心的问题。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抗衡的“道统”成长起来。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檐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而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此后的解缙、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奴才的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皇帝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既可成为干臣，也可能成为猾吏，关键看他个人的操守与奴性的表现。为社稷而奴，为苍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选择；为皇室而奴，为私利而才，才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乐皇帝有一次对他相信的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从人品操守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都是他依赖的股肱。他并不因为某某是君子而特别重用，某某是小人就弃而远之。这种泛道德的用人观，再次说明明代的皇帝们的“痞气”与“匪气”，他们缺乏贵族的高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俗化。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虽然功不可没，但中国政治的拐点亦自他手中产生。此前的中国政治，是士的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此后的政治，是皇权的政治，亦可称为专制政治。这种皇权的专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应该是中国政治的又一个拐点，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但是，它过多地依赖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忽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的政治，因此并不成功。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是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鲜活的。自秦政之后，这种精神遭到无情的扼杀。魏晋时期的文人，试图恢复去时未晚的贵族精神，但是，强大的皇权阻止这种理性的回归。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道统”的领袖。在明朝，虽然王阳明的心学曾经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但终非惊醒梦中人的黄钟大吕。

四十岁前，当我不了解明代历史的时候，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往往找不到解释的根据，甚至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作为坐标，来衡量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是犯了“右派幼稚病”。首先要认识清楚，民主与自由虽然是关联的，但不能等同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虽然没有民主，却是自由的。明朝之后，个人的自由遭到空前的摧残。从朱元璋创立明朝的1368年算起，到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拐点，推翻帝制的1911年为止，这五百多年间，中国人的心灵一直是在压抑、扭曲之中。除皇帝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走进明朝，仿佛走进了由宦官、特务、幸臣与小人组成的专制统治的博物馆。不是那两百多年间没有精英人物出现，只是这样的精英，只能当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在悲剧的舞台上，他们是主角。

以上是我在研究明史之后而产生的思考，它不见得准确，却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些问题。至今我仍在努力，想把那些不明白的东西弄明白，但这样做非常困难。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熟悉一个人的骨骼和脏器，但是，他无法进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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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大悲咒》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诗人、文化学者熊召政的读史随笔，研究明朝历史的感悟笔记，在这部书中，有些内容在当下也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写朱元璋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朱元璋的戒奢之心，如作者对当世精英恶俗化的忧心，认为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是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权臣并非奸臣，关键是否做到“权为民所用”；如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不能仅仅看其道德人格，更应该看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观点都可以给读者很大的启迪，发人深省。本书文字简洁而到位，特别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 

书籍介绍

本书是熊召正研究明朝历史的感悟笔记，文字简洁而到位，刻画了明朝的皇帝如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的大臣如张居正等，明朝的读书人如王阳明、方孝儒等，明朝的大太监如魏忠贤、冯保等，同时还叙述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这部书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权臣不一定是奸臣，好人不一定是好官，朱元璋是一个缺乏历史想象力的人，生不逢时的王阳明，古怪的海瑞······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者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剖析，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 作者： 立夏 发布时间：2010-04-21 23:36:46

  读起来不是很“普”，很多词汇专业性太强。文章水平、风格参差不齐。当然不乏有几篇好作品

• 作者： Hanna 发布时间：2019-03-14 23:20:39

  少一些昂贵的快乐，多一些简单的快乐！

• 作者： Expresso 发布时间：2024-04-17 11:22:28

  用纸超好，让我总觉得翻了两页。熊氏在当年明月石局之前可是第一明史通识作者。我想读高拱，可是都好贵。

• 作者： 彼女狂想 发布时间：2010-12-24 08:40:20

  文笔烂得要死。看了几页已不忍卒读。抱着看故事的心情，看这个还不如去看琼瑶。抱着研究心理学的心情吧，实在是浪费时间。

• 作者： 阿吞 发布时间：2021-09-06 11:53:56

  一般

• 作者： 安东妮 发布时间：2008-10-10 14:07:46

  depp说他笔下的女人们总是优雅而沉稳，无须激烈的智慧，稳定就是美德

• 【转】刘冲：《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元丰朝纪事校正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6-24 08:21:47

  作者简介：刘冲，1989年生，河南新安人，201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五代史、宋史、宋代文献。

  对于北宋史研究而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一书无疑具有重要价值，邓广铭先生曾指出：“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得归至《长编》上”[1]。此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已成为宋史研究者的重要资料，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导致该本整理并不完善。对于宋神宗一朝内容，梁太济、高纪春、李裕民等先生先后予以补正[2]，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资料，对元丰朝纪事做补充校正，并提出重新整理此部分的设想。

  1. 《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六月己酉条叙述用兵纳溪寨蛮起因，后有注文：“纳溪用师，《实录》、正史俱不详。今取宗安国《元丰平蛮录》附益之。七月二日差韩存宝。”[3]关于《元丰平蛮录》及其作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元丰平蛮录》三卷。金部员外郎、知凤翔府家安国撰。记乞弟、韩存宝事。”[4]《宋史·艺文志》载：“家安国《平蛮录》三卷”[5]。《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十二月丁卯，“资官尉家安国谓存宝曰：‘晏州水路十二村夷，顷同乞弟杀王宣，今又劫夺粮运，且犯归师，此不赦之罪也，盍以大兵乘机讨荡。’存宝不从。”[6]此人当即《平蛮录》作者，他亲身参与了韩存宝讨乞弟之役，所记应是可信的，李焘修撰《长编》时曾多次引用，故此处应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及《长编》本书记载改“宗”为“家”。

  2. 卷二九〇：元丰元年六月乙丑，“上批：‘河东路置备两九军兵仗，近韩绛累奏有申明陈乞事，如有未报可者，可趣行下。’”整理者于“兵仗”后出有校勘记：“‘九’，阁本、活字本同。疑为‘州’之误。”[7]按：此处无误，该条校勘记应删去。九军兵仗的布置既与神宗本人要求讨论的九军营阵有关[8]，也与宋辽划界争议后，他要求在河北、河东御辽前线置备军器有关[9]。熙宁九年六月丁未，诏：“河东将下军兵、民兵军器什物，令知太原府韩绛……依所降八阵法内九军会数所用名物，于太原府、代州各备一九军会数，编排收贮，委绛提举。”[10]故上述记载中“九”字无误。

  3. 卷二九七：元丰二年四月乙巳，“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李稷言：‘经制司擅榷买熙河岷州、通远军商人货。’……及狱成，（李）宪与马甲、赵济、霍翔坐奏事不实，徒二年。诏宪等坐缘公，宜依德音释之。”[11]其中“马甲”二字标有专名线，显然是整理者将其认定为人名。《宋会要辑稿》及《宋会要辑稿补编》皆载有此事，且文字相同，整理者并未检到，即“及狱成，宪与马申、赵济、霍翔坐奏事不实，徒二年。诏宪等坐缘公事，宜依德音释之。”[12]两处记载该人名字皆为“马申”。古人当不至起“马甲”如此不雅驯的名字，且宋神宗时，活跃于李宪所统领的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即上述经制司的为赵济、马申、霍翔、胡宗哲等人。如元丰三年四月“戊戌，以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勾当公事、奉礼郎马申为太子中舍、权发遣陕西转运判官、兼同管勾边防财用”[13]，所指即为此人，故上条应据《宋会要辑稿》及《长编》记载改“马甲”为“马申”，且“公”字后应据《宋会要》补“事”字。

  马申此人在《长编》中共出现18次，在点校本底本浙江书局本[14]中有6次作“马甲”，除上条外，其余分别为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己亥、丙午，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丙寅，卷三三三元丰六年二月丁未、壬子，这五处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皆作“马申”[15]，后两次出现时已被点校者参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及卷三四〇元丰六年十月戊寅条改为“马申”[16]，其他四次均未改动，则都应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四库全书》底本（除元丰二年六月壬子条外）及相关条目改正。

  4. 卷三〇四：元丰三年五月辛未条载：“初，御史台请非应奏者从台官所属鞫罚吏人或改正，不许也。”[17]此条《宋会要辑稿》记载为“初，御史台请非应奏者从台关所属鞠罚吏人或改正，不许。”[18]整理者已检得此条，但仅据补“者”字；“关”为关报之意，《长编》应据《宋会要》改“官”为“关”。

  5. 卷三〇九：元丰三年闰九月辛亥，“诏经略司变运川峡路司农钱物李元辅，于已运到凤翔府等处见在内支绢十万匹、银五万两，与经略安抚司收籴粮斛别封桩。”[19]检《宋会要辑稿》有此记载，作闰九月二十二日，“诏经制变运川（陕）〔峡〕路司农钱物李元辅，于已运到凤翔府等处见在内支绢十万匹、银五万两，与泾原路经略安抚司收籴粮斛封桩。”[20]两者差异在于李元辅之差遣。元丰七年十月丁丑，“吏部言：‘经制变运川峡路常平积剩钱所增息钱二百三十二万缗，乞推恩。’诏李元辅迁两官”[21]，且李元辅被派遣时官职为司农寺主簿，并不隶属于经略司或经制司，此处“经制”为动词，故《长编》应据《宋会要》及上述例证改“经略司”为“经制”，《宋会要辑稿》点校者则据《长编》此条记载误于“经制”后补“司”字[22]。

  6. 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辛未条载“客省副使王渊言：‘近按阅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其将官段怀德、副将王用……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23]“等”字当为“第”字之误。因本年闰九月戊戌，神宗“命客省副使王渊按阅河北第十二将军马”[24]，且王渊所论奏皆为一将内军官，若非如此，当指明段怀德属何将，故“等”应改为“第”。

  7. 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丁巳，“诏熙、秦、凤买马场，以马价画一付经沁伊达木凌节等，令使回入蕃告谕”[25]。影印《四库全书》底本中“经沁伊达木凌节”作“景青宜党令支”[26]，则前者似为四库抄为定本时改译之名字。元丰五年八月癸丑，“诏熙河、秦凤两路买马，切见买逐等马价画一取索，札付景青宜党令支等，令使臣入蕃告谕。”[27]查影印《四库全书》底本，墨笔所抄“景青宜党令支”被朱笔勾去，并在旁边以朱笔书写“经沁伊达木凌节”[2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景青宜党令支”作“经沁伊达木凌节”[29]，可见后者确经馆臣改译。《宋史》载，元丰二年，董毡“遣景青宜党令支贡方物，以令支为珍州刺史，赐董毡钱万缗，银綵千计。”[30]而点校本《长编》底本记载为“元丰二年三月庚午朔，董戬遣经沁伊达木凌节等来贡方物”[31]，点校者当是据《宋史》将“经沁伊达木凌节”回改为“景青宜党令支”[32]，但是上述元丰四年八月丁巳条，及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庚戌条却漏改，应予以回改。

  8. 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丙戌，“澶州言浮桥坏”，后有注文“十二月戊辰系桥毕。”[33]十二月戊辰，“赐承议郎、知将作监丞吴处厚银、绢，及使臣、吏人银、绢有差，以系滑州浮桥毕推恩也”，其后注文云“九月丙戌，浮桥坏。”[34]二者互指日期无误，则州名必有一误。该年九月己丑，“新知滑州、朝请大夫周革乞出京师钱三二十万缗，修滑州桥及城，于开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差兵。”[35]前后皆不言此时澶州修浮桥事，是因为元丰四年四月黄河决口于小吴埽[36]，“初，澶河未徙，南北城相望，河贯其内，故并河为禁地。河既徙而北流，有盗十余人劫掠他州县，夜道退滩，（张）适因奏强贼由城中过，法当按责守臣”[37]，则此时澶州已无黄河流经，不需系浮桥。故上述九月丙戌条需将“澶”改为“滑”。

  9. 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二十卷以进。”整理者于“二十卷”后出有校勘记：“《宋史全文》卷一二下、《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九《详定郊庙礼文》均作‘三十卷’。”[38]此事《太平治迹统类》有相同记载，为“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39]《直斋书录解题》亦载：“《元丰郊庙奉祀礼文》三十卷。崇文院校书杨完撰……（元丰）五年四月书成奏御”[40]。故上述“二”应改为“三”。

  《长编》在元丰元年正月戊午至五年四月壬戌间大量记载详定郊庙礼文所讨论礼仪改革之事，并在注文中标注“礼文”。如元丰三年八月辛卯注文“礼文第三卷《明堂燎坛篇》”[41]，五年四月癸酉条注文“《礼文》第十一卷，豆、笾、俎、簋、鼎、铏之实”[42]，可证《礼文》确为一部书，即上文所述之《元丰郊庙奉祀礼文》。由于该书是记载元丰年间郊祀等礼制改革的重要文献，内容十分详细，故李焘多次引用。但他在称引此书时多用简称《礼文》《郊庙礼文》或《郊祀礼文》[43]，多数时候整理者似乎并未意识到或不敢确信其所指为一部书，也就未予标书名线。如元丰元年九月乙酉记录讨论祭祀用牲问题，注文为“郊庙礼文自有本文，今但举其要，而削其繁辞，他皆仿此。”[44]其中“郊庙礼文”即指上述《郊庙奉祀礼文》一书，应标书名线而未标，元丰元年十一月壬申注文中“《郊庙礼文》自有本书，今但举其要而削其繁辞”即予标注[45]。元丰元年九月戊子条注文为“礼文元年九月十七日依奏”[46]，其中“礼文”也应标书名线，但整理者未标，而元丰元年十一月壬申注文中“此二事据《礼文》皆十一月五日依奏。《实录》不取，今增入”即予以标注[47]。在《长编》注文中，李焘共提及该书37次，其中称《礼文》31次，称《郊庙礼文》4次，《郊庙奉祀礼文》1次，《郊祀礼文》1次。在这37项中，整理者标书名线者仅有7项，其余30项均应予以补标。

  10. 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癸丑，“李宪言：‘以本路逐将，据见管正兵、蕃汉弓箭手，尽数于所驻州军团结为五军，仍自熙河兰会一路先推行。五军各差都司总领蕃兵将二员……。’从之。”[48]此处“都司总领”不可解，影印《四库全书》底本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编》该处“司”作“同”[49]。次年七月壬戌，李宪上奏云：“应五州军各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员，并本州军驻劄”[50]。元丰八年二月辛巳，又出现“总领熙州蕃兵将皇城使吕吉领高州刺史，同总领皇城使王赡领嘉州刺史”的记载[51]。故元丰五年十二月癸丑条应据上述书证改“都司总领”为“都同总领”，意为总领与同总领。

  11. 卷三三四：元丰六年四月丁未“河东路经略司上知麟州、西京作坊使訾虎出界功状。诏：‘虎部获分数，法应迁一官；建画讨贼，又斩获多，特迁内园副使、康州刺史。’”[52]此处关于訾虎迁转后的官职记载有误。訾虎本为西京作坊使，因军功升迁后不当为诸司副使，且北宋中期无诸司副使加遥郡刺史者。《宋史·职官志》载诸司使副迁转之制为“西京作坊使转内园使，有战功转六宅使”[53]，訾虎此次升迁因有军功，应由西京作坊使转内园使，但因其本人指挥有方，战功卓著，除迁为内园使外，特加遥郡刺史。故上述四月丁未条訾虎迁转后的官职应为“内园使”，而非“内园副使”。

  12. 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己酉，上批：‘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朝廷特以增广榷卖路分，所以改置司名，其将事之人资任虽浅，不可不随，宜令与转运使叙官。’”[54]“不可不随”含义难解。此事《宋会要辑稿》记载为“其将事之人资任虽浅，不可不随宜假借事权，宜令与转运使叙官。”[55]则《长编》于“不随”后脱去“宜假借事权”五字。

  13. 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辛巳，“京东西路转运判官沈希颜言：‘西京创盖仓敖，其费无虑五万缗，先给到度僧牒百道，不足支用。’诏再给五十道。”[56]此处对于沈希颜官职记载有误。此年三月壬戌“京西路转运判官沈希颜言：‘本路酒税监官阙员及不职，乞不拘常制，奏差公干文武官。’”[57]六月“癸未，权发遣京西转运判官沈希颜……”[58]，前后所记其任职路分均为京西路，且西京河南府属京西北路管辖，而非京东西路[59]。又元丰元年闰正月己卯诏：“河北东西、永兴、秦凤、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淮南东西路转运司，并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其钱谷并听移用。”[60]则此时转运司职官系衔不当有京东西路，故上述沈希颜任职的路分应删去“东”字为“京西路”。

  14. 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丁丑，“吏部言：‘经制变运川峡路常平积剩钱所增息钱二百三十二万缗，乞推恩。’诏李元辅迁两官，史君俞、张茂先候改官日各迁一官，减磨勘年有差。”[61]此处文字有脱误，检《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五《司农寺》、食货五三之一三至一四《常平仓》均有相关记载，但两者微有差别，整理者仅检得后一条，对息钱数字做了异同校。但根据息钱数字与其余两处文字差异，与《长编》同源的当为前者，即“十月十一日，尚书吏部言：‘经制变运川峡路常平积剩钱，所增息钱二百三十二万缗，乞推恩。’诏李元辅迁两官，及史君俞、张茂先候改官日各迁一官，减二年磨勘，刘何、虞仲荀减磨勘年有差。”[62]两相比照，《长编》于“各迁一官”后脱去“减二年磨勘刘何虞仲荀”十个字，食货五三之一三至一四亦有此十字，故《长编》应据《宋会要辑稿》两处记载补上述文字。

  《长编》四库诸本因讳改等问题多遭诟病，但对读点校本、影印《四库全书》底本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会发现四库馆臣做了大量细致的校勘工作。故《长编》再点校时除考虑将四库底本作底本外，还应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通校本，因其为定本，文字准确率高故也。而熟悉《长编》内容，充分利用本校则是基础。

  作为一部巨著，《长编》各部分除依据实录、国史、会要等主体资料外，对其他材料的采用是不尽相同的。如元祐年间的纪事，对于臣僚奏疏的利用极多；根据燕永成先生的研究，《长编》神宗朝修撰的主要依据是《神宗实录》[63]。除此之外，神宗朝纪事在熙宁部分偏重于参据《王安石日录》等书，而对于元丰朝纪事，则明显缺乏此类内容广泛、涵括时间长且分量大的文献，如上述《郊庙奉祀礼文》与《元丰平蛮录》等书都属于专题性更强的典籍，故元丰一朝的编撰对于《实录》的依赖性更大一些。《宋会要》所采《续国朝会要》该部分修撰的主要依据亦为《实录》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国史》，因而《长编》与此书的同源性在元丰朝更加凸显，故《长编》再整理也应充分利用《宋会要辑稿》。

  《长编》神宗元丰朝纪事集中于几个专题，如内部的官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礼制改革、南方蛮患，对外则为开拓熙河路与对西夏作战，如果根据这几个专题进行资料搜集编年考订，而后再择取同源者与《长编》文本进行对校，无疑能使其整理更加彻底，也能为后续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同时，在此过程中亦能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校勘。

  注 释

  [1] 梁太济：《邓门问学杂忆》），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61页。

  [2] 梁太济：《〈长编〉点校拾遗》，《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40~269页；高纪春：《〈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记事校勘补正》，《国学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15~333页；李裕民：《〈续资治通鉴长编〉订误》，《华中国学》2016年秋之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第66~68页。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六月己酉，中华书局，2004，第12册，第7087页。中华书局影印湖南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同，2016，第29册，第16317页。

  [4]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14页。

  [5]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85，第15册，第5107页。梁太济先生已指出上述诸书记载《平蛮录》作者之不同，但未进一步论证，见《〈长编〉点校拾遗》，第242页。

  [6] 《长编》卷三一一，元丰四年正月辛卯条下追叙三年十二月丁卯事，第13册，第7533页。

  [7] 《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六月乙丑及校勘记一〇，第12册，第7092、7108页。

  [8] 《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戊寅，第11册，第6339~6342页。

  [9] 河北措置事见《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癸未，“赐知定州薛向及都总管刘永年等奖谕敕书，特减磨勘年及赐绢有差。以修完准备九军十万人甲仗了毕故也。”（第12册，第6950页）。

  [10] 《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丁未，第11册，第6750页。

  [11] 《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四月乙巳，第12册，第7231页。影印《四库全书》底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

  [12]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七至二八，中华书局，1957，第6册，第5461~5462页；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宋会要辑稿补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第886页。

  [13] 《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四月戊戌，第12册，第7379页。

  [14]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6。

  [15] 影印《四库全书》底本卷三三三元丰六年二月壬子条记作“马甲”，第32册，第18468页。

  [16] 《长编》卷三三三，元丰六年二月丁未、壬子及校勘记一，第13册，第8013、8017、8028页。校勘记误称“卷三四〇元丰元年十月戊寅条”。

  [17] 《长编》卷三〇四，元丰三年五月辛未，第7405页。

  [1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九，第3册，第2738页。

  [19] 《长编》卷三〇九，元丰三年闰九月辛亥，第13册，第7498页。影印《四库全书》底本作“经略司变通”，第30册，第17264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经制司变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19册，第289页。

  [2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三二，第6册，第5504页。

  [21] 《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丁丑，第14册，第8369页。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三二，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1册，第6870页。

  [23]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辛未，第13册，第7525页。

  [24] 《长编》卷三〇九，元丰三年闰九月戊戌，第13册，第7494页。

  [25] 《长编》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丁巳，第13册，第7617页。

  [26] 影印《四库全书》底本，第31册，第17547页。

  [27] 《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癸丑，第13册，第7915页。

  [28] 影印《四库全书》底本，第32册，第18241页。

  [29]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9册，第538页。

  [30]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40册，第14164页。

  [31] 《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三月庚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第2783页。

  [32] 《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三月庚午，第12册，第7216页。

  [33] 《长编》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丙戌，第13册，第7638页。

  [34] 《长编》卷三二一，元丰四年十二月戊辰，第13册，第7745页。影印《四库全书》底本无“使”字，第31册，第17861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有此字，第319册，第442页。

  [35] 《长编》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己丑，第13册，第7639页。

  [36] 《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乙酉，第13册，第7572页。

  [37] 《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庚午，第14册，第8343页。

  [38] 《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壬戌及校勘记九，第13册，第7819、7835页。

  [39]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神宗圣政》，《丛书集成续编》影印《适园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275册，第445页。

  [40] 《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第184~185页。

  [41] 《长编》卷三〇七，元丰三年八月辛卯，第12册，第7452页。

  [42] 《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癸酉，第13册，第7824页。

  [43] 《郊祀礼文》仅见于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甲戌条注文，第13册，第7688页。另，使用全称“郊庙奉祀礼文”仅见于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乙亥条注文，第13册，第7691页。

  [44] 《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乙酉，第12册，第7134页。

  [45] 《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册，第7163页。

  [46] 《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戊子，第12册，第7137页。

  [47] 《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册，第7162页。

  [48] 《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癸丑，第13册，第7982页。“蕃汉”，影印《四库全书》底本作“汉蕃”，第32册，第18392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于四库底本；影印浙江书局本作“蕃汉”，第3084页。

  [49] 影印《四库全书》底本，第32册，第18392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9册，第576页。

  [50] 《长编》卷三三七，元丰六年七月壬戌，第14册，第8126页。

  [51] 《长编》卷三五一，元丰八年二月辛巳，第14册，第8408页。

  [52] 《长编》卷三三四，元丰六年四月丁未，第13册，第8043~8044页。

  [53]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12册，第4030页。

  [54] 《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己酉，第12册，第4030页。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六五，第4册，第3306页。

  [56] 《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辛巳，第14册，第8274页。

  [57] 《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壬戌，第14册，第8266页。

  [58] 《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癸未，第14册，第8311页。

  [59]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第7册，第2114~2115页。

  [60] 《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闰正月己卯，第12册，第7025页。

  [61] 《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丁丑，第14册，第8369页。

  [6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五，第3册，第2927页。

  [63] 燕永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1~67页。

• 关于纯洁的定义

  作者：miao 发布时间：2010-02-21 20:18:02

  这本小说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因为之前很满意哈代的短篇小说，尤其中意其中的一篇《一个女奶工的浪漫奇遇》，又因为看木心先生写道，想找出《苔丝》为什么那么好的原因，找着找着又把书读了一遍，依然无法总结。

  我也不想总结一本小说，只是说一点感想。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书评说哈代旨在抨击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这类说法真有时代特色，非常语文课本。现在看了觉得很可笑，如果写那么长一篇小说是为了抨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那是不是要给哈代老先生戴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战士的帽子呢？

  还好，再也没有语文考试了，嘿！

  是有意在营造一种命运感和悲剧性？错过又复得，得到又错过。按照时代的标准，在苔丝还是个纯洁的女人的时候，与天使般的安吉尔互相错过。因为古老贵族的头衔失而复得，幼稚的家庭将苔丝推向了浪荡子。当她不再纯洁的时候却又遭遇了怀抱纯爱的天使垂青。拒绝到无法拒绝，许多次天意的安排让他们结合，而执意要说出过往以便让爱人可以爱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她的苔丝在新婚之夜因诚实而失去了至爱。

  一个女人是否纯洁和是否贞洁有关吗？

  忽然想起一部韩国电影里面的情节来，好像是《女人是男人的未来》吧，一个被强奸过的女孩与一个男孩交往的时候，问，我还能变得干净吗？男孩说，只有和我做爱你才能变得干净。干净是什么意思？是洗刷过往，重新开始一种有爱的性？

  自从女权主义的思想萌芽之后，这种想法就显得落伍了。是否纯洁和别人无关，只和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有关。

  我喜欢被抛弃的苔丝在苦难中带着希望活着，但我不喜欢她的希望是来自那个迟迟未归的人。也许这就是渐渐消逝的古典情怀吧，世界是缓慢的，人们有沉甸甸的难忘。我的不能喜欢也正因为我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熏陶之中变得轻飘飘，我渴望一种瞬间性，一种在摧毁之后瞬间的重建，似乎总有一种虚空一种恐慌或者称之为危机感吧，怕等不起，怕来不及。欲望太多使人焦灼，无心静候佳音。

  纯洁不是无欲无求，苔丝可爱的纯洁在于她永远以一颗初心在爱着她爱的人。一个女人的纯洁不在于她的身体，而在于她使用身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