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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优雅女神 发布时间：2010-07-16 15:39:30

  看看你一辈子的命运呢~~@@！！

• 作者： 魏可乐 发布时间：2019-09-15 21:51:37

  写的这么难看无聊的书怎么得奖的

• 作者： W 发布时间：2012-08-11 15:12:50

  好吧，上当了

• 作者： Bork 发布时间：2018-08-13 04:00:02

  2018年7月台北行時閱。

• 作者： James 发布时间：2023-09-07 17:58:24

  2.5

• 作者： 王泽一 发布时间：2017-12-26 16:54:36

  文字娓娓，犹如长者心长。书中将抑郁症和文学艺术联系起来，鼓励患者积极正面的对待心理疾病。核心依旧是心理治疗，药物扮演辅助的角色，算是本书撰写的一个主线

• 不能在一起的理由

  作者：kivo 发布时间：2008-01-30 22:49:31

• 从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之“新”

  作者：风行天下 发布时间：2013-10-06 15:38:00

  从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之“新”

  CUPL

      W•理查德•斯科特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一书中，前两章梳理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制度思想的发展史以及其中制度理论与组织研究的合流，反映了制度思想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第三、四章通过建构包括制度基本要素、制度内容、能动性、制度传递者和制度的分析层次在内的一套综合的比较分析框架，来分析各种制度思想及其假定和研究方法论，尤其是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第五章——第八章结合近年来新制度主义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厘清制度概念和理论中存在的各种分歧；在最后一章，作者表达了关于制度理论独特性、新制度主义方法论策略得失的个人看法和告诫。

    

        一、制度理论梳理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产物，是群体生活必不可少的规则、规范和观念。历史上关于制度有着零星的思考，随着人们交往的日益密切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社会制度越来越复杂多元，关于制度的思考也开始以理论的形态得以勃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开始在其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作者根据各个学科的发展脉络将19世纪晚期——20世纪中期的制度理论视为“早期制度理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制度理论视为“新制度理论”。

      （一）经济学

      经济学的早期制度理论分为两个流派：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派。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认为，经济过程是在由文化与历史因素塑造的社会框架中展开的；要洞悉某一经济系统的独特性，就必须对其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此外，古斯塔夫•斯穆勒（Gustav Schmoller）及其同事还呼吁经济学放弃“经济人”假设，而使用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P6）。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派 的索斯顿•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把制度界定为“常人共有的、固定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提出“交易”是更为恰当的经济分析单位；他们都强调变迁的重要作用（P7-8）。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低估理论分析的价值，因此一直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新制度经济学在对经济学早期制度理论的批判而非继承的基础上诞生。新制度经济学有很多理论路向，其中最主要的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者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而在奥利弗•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mson）提出交易成本的前提条件——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之后，交易成本理论才得以复兴（P35）。演化经济学以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西德尼•G•温特（Sidney G•Winter）为代表，他们的演化思想与凡勃伦的思想遥相呼应，把公司的惯例（制度化的行为模式）视为“一种内生的、基于经验学习过程的产物”（P37）。

      （二）政治学

      政治学的早期制度学派具有五大特征：其一，集中研究的是正式结构与立法系统；其二，强调对具体的政治系统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形态描述”；其三，强调制度的根源，态度保守；其四，关注对各种具体制度形式进行历史的重构；其五，基调接近道德哲学而非经验科学（P11）。在19世纪后半页到20世纪的头20年里，制度理论在欧美政治学中均处于支配地位，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逐渐为政治行为主义所取代（P10）。

      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对抗，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分化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历史的新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并非完全根源于其他社会结构（如阶级结构），但对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立的影响；社会安排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聚合性结果；很多结构与结果都不是有计划和有意识的产物，而是意外的后果与有限选择的结果；历史是一种相对不确定的和背景—依赖性的过程（P38-39）。第二个阵营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另辟蹊径，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于政治系统研究，认为制度是有意识地建构的治理或规则系统（P40）。

      （三）社会学

       与经济学、政治学新旧制度理论明显断裂相比，社会学的制度理论“数脉相承”，不同的研究路向齐头并进。

      第一个路向在早期的制度理论中代表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威廉•G•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斯宾塞通过制度的比较研究，获得一般性和普遍性化的原则、思想和理论；认为社会的进化遵循“个体活动→社会习俗、民德→制度”这一进化过程（P13-14）。第二个路向的代表是托马斯•库利（Thomas Cooley）与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他们认为个人与制度之间以及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P14-15）。第三个路向的代表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其中前三位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思表达了“社会实在具有建构性”的思想；涂尔干认为“知识、信念与道德权威”就是社会制度，结晶化；韦伯尽管并没有明确使用“制度”一词，但是关注文化规则界定社会结构与支配社会行为的方式；帕森斯强调规范独立于具体社会行动者而存在，行动者持续遵守规范的行动系统就被制度化了，制度是“调节个人间关系”的规范系统（P16-20）。第四个路向的代表是乔治•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托马斯•拉克曼（Thomas Luckman），米德关注符号系统在创造人类与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语言→反应→意义→自我在互动中产生）；舒茨研究“意义”通过个人互动而得以建构的方式，提出“意义”的高度制度化现象；布迪厄试图通过研究阶级利益群体在符号性争斗中（场域）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各种方式，来综合马克思与涂尔干的思想；伯格与托马斯•拉克曼将“行动得以产生、重复，逐渐在自我以及他人心中唤起稳定的、同样的意义”这一过程界定为制度化过程。

      随着早期组织理论三大流派 的发展，制度与组织开始联系起来。在借鉴认知理论、文化理论、现象学与常人方法学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取得诸多进展。其奠基性思想有戴维•斯维尔曼（David Silverman）提出“组织行动理论”，集中关注意义系统与组织在社会行动中被建构和重构的方式；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社会场域”的概念；约翰•迈耶（John Meyer）、布赖恩•罗恩（Brian Rowan）和林恩•朱克尔（Lynne G•Zucker），把制度视为一种文化性规则复合体，强调“被理性化”的信念的重要性；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迈耶和斯科特提出和阐述了一种宏观（环境）视角。上述是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者从理性选择来分析制度。

      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新”在何处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也被称为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统称为政治科学的三大新制度主义 。

  斯科特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代表，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P56）。在作者看来，这个定义中，制度具有多重的面相，是由符号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持久性社会结构。首先制度作用于社会生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其次，“稳定性”是制度的特征，原因是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要素促进了制度传播、维持与再生产的过程；第三，制度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还需要活动与资源的维持，“活动”体现了制度不仅是一种“属性”的制度，还是一种“过程”的制度，“资源”包括制度所依靠的承载、传递和实施工具。从对“制度”的综合定义中，也能感受到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特征。

      （一）文化—认知性要素的重要性

      斯科特将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e-cognitive）视为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并不是边界明晰、截然对立的三个独立体，而是共同构成一个连续体，并且可以相互强化，三者以不同的形式结合在某一制度中。而且“原先由某一种基础要素所支持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环境的变迁，会由另一种基础要素来维持”。

      旧制度主义者关注的是正式的制度，主要关注以规制性要素为主的正式制度，象征规范性要素的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极少受到关注。而在社会学制度主义这里，不仅关注了非正式制度，还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制度，将文化—认知性要素视为制度的基础要素之一，“关注制度的文化—认知性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这里，文化不仅仅是主观的信念，也是被感知为客观的、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符号系统。（P65）”同时，在制度化过程中，强调共同信念的客观化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P133-135）。而在党十八大报告中“全党要坚持制度自信” 的提法正是强调文化—认知性要素的体现。

  （二）经验研究的丰富性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的早期新制度主义研究主要是理论性的，只是偶尔会列举一些例子作为证据。然而，不久便开始出现各种经验研究，并且其数量在稳步增加。（P102）”

     

       该书中，斯科特从第5章——第8章，都在回顾和评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经验研究。“早期的新制度主义者仅仅从理论上断言制度影响的存在，而没有使用数据对理论断言进行检验。……新制度研究者们设计了复杂和适当的方式，来检验他们的主张。（P102）”通过经验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在保证理论学理性的同时增强现实性。

      （三）组织场域的中观分析层次

      从研究者主要的关注对象是宏观现象还是微观现象的角度看，不同的制度理论所确定的研究层次存在很大的不同。作者确定制度分析的六大层次：世界系统，社会，组织场域，组织种群，组织，组织亚系统。对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都分别存在这六种分析层次。结合对制度的基础要素的偏好，制度理论各有自己的位置。

          

      社会学的制度理论无论是传统的制度社会学还是新制度社会学，都将组织场域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层次。在作者看来，制度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层次是组织场域 层次，根据马吉奥和鲍威尔的观点，一个组织场域是指：“由那些聚合或集群在一起的组织——重要的供应者、资源与物品的消费者、规制性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相类似服务与产品的组织——构成的一个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P96）” 在组织场域的层次上，场域内的行动者频繁互动，这种互动对于场域内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及其重要，而制度在场域层次所体现的力量特别显著。

      随着组织研究对待环境的态度从封闭走向开放，制度研究的层次也从组织上升到组织场域。“最初的组织研究，几乎完全关注的是组织内部运行过程及其成员的行为。” 随后开始以组织为中心，重视组织内外的环境的影响。而在组织生态学的影响下，开始从“环境之中的组织”转向“组织的环境”（P224）。相伴之下，组织和制度研究的层次也走向场域的层次。

      （四）关注制度过程

      “制度的早期理论研究者主要关注固定的制度以及它们对组织的影响”，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框架得以出现的制度过程，包括制度的建立、制度的维持和扩散以及制度变革。

      制度建立在新制度研究者那里关注制度是如何出现和获得稳定性、合法性、拥护者的（P103）。在自然主义的解释者那里，认为制度建立是一种较少目的的色彩而更多演化色彩的过程；在以能动者为基础的解释者看来，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有目的和有意图的设计过程，其中民族—国家、专业人员发挥显著作用，协会、其他精英、边缘博弈者、社会运动和普通参与者都可能介入制度建立过程。同时，制度建立还有“需求”解释和“供给”解释两种研究路向。前者认为制度是行动者出于应对那些没有“预定”方案但又重复发生的问题的需要才精心制定的；后者认为制度是由专业人员设计后由传递者和推广者将具有普适性的规则、原则和程序进行推销而得到普遍接受之后出现的。“供给”解释在世界系统层次提出，对应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使得国际性制度成为引人关注的研究对象。

       其中“能动性指的是行为者对社会世界具有某种影响能力——如能够改变规则，改变关系连带或者资源分配。”一直以来，在制度研究者那里，制度的制约作用（制约）与组织和个人的能动作用（自由）相互对立，直到近年来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研究，为“自由与制约过程之间相互联系并可协调一致”提供了理论框架。吉登斯主张“社会结构 的二重性”，认为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动的产物，又是社会行动的平台。个体行动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既受到既有社会结构（在某些方向上）的制约，又（在另一些方向上）得到社会结构的使能与赋权。（P86-88）

      制度化作为一个过程，意味着一种制度建立之后如何产生影响——维持、扩散。制度由不同基础要素构成，会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影响。规制性规则之所以产生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够为那些操纵它们的人带来日益递增的回报，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规范性制度的繁荣，是以所涉各方日益递增的承诺为基础的，强调身份的作用；文化—认知性制度的力量和影响，则有赖于“把文化—认知性思想当成真实和当然的主张而接受”的人们之间日益拓展的网络，强调思想观念的作用。

      在制度化过程中，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需要各种媒介来传递，作者在书中界定了四类传递者：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与人工器物。

      象征符号系统是用来指导行为的象征符号集合，是人类语言能力的象征。从口头、书面到现在全球媒介的发展，符号系统的传递能力日益增强。关系系统作为制度的传递者，依赖于与社会位置相联系的网络即角色系统的互动。惯例作为制度的传递者有赖于模式化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反应了行动者的意会性知识，即以不能明文的知识和信念为基础的、深层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与程序。人工器物既是技术性要素的体现，也是符号性要素的体现——人工器物能体现和表达特定的思想。

      而制度在通过的这些传递者传播的过程中，制度得以趋同和趋异。趋同得益于回报递增、规范递增或客观递增的动机；趋异是由于制度在传递过程中会被修正和改变（P155），因此制度传递者在制度变迁——趋同性或趋异性变迁——中具有极端重要性（P88）。